在繼續閱讀之前，如果此刻你正在經歷困難的情緒，或者身邊有人需要協助，請記住下面的資訊。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 2222（24小時）；生命熱線：2382 0000；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你不必獨自面對生命的重量 help is available。
維多利亞港的夜色依然璀璨，銅鑼灣的霓虹燈依然閃爍，但在這座城市最繁華的表面之下，一股看不見的暗流正在悄悄蔓延。自殺，這個曾經被視為「遙遠」的名詞，如今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新聞裡的年輕面孔、校園裡的悲傷傳言、社交媒體上的絕望吶喊。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一個曾經充滿可能的未來。這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哲學問題、一個關乎我們這座城市「靈魂」的問題。當青春的眼神失去光芒，當年輕的聲音不再被聽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停下腳步，問一問：究竟是什麼，把我們的孩子推向了懸崖邊緣？
當我們談論香港青年自殺問題的時候，總是會首先觸及那些令人心痛的數字。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和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統計數據，香港的自殺率在過去十年中呈現出令人憂慮的上升趨勢，尤其是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群體。每一萬名青少年中，就有數人選擇以這種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些數字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們代表著真實的生命、真實的家庭、真實的悲劇。當我們看到這些數字時，必須記住：每一個「零點幾」的百分比背后，都是一個曾經活蹦亂跳的孩子，一個承載著父母全部希望的生命。數字的冷靜，掩蓋不了失去孩子後父母的肝腸寸斷，掩蓋不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撕心裂肺。這些數據應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警鐘，而不是被遺忘在報告的某一頁裡。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官方統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許多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並沒有真正實施行動，但他們生活在持續的絕望和痛苦之中；許多少女的自我傷害行為并沒有被記錄在案；許許多多的「消失的年輕人」選擇了沉默，選擇了隱藏，選擇了在沒有人注意的角落獨自崩潰。我們看到的數字，或許只是真正問題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這種「看不見的災難」，比已經被看見的更加令人不安。因為它意味著，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光鮮表面之下，有無數年輕的生命正在黑暗中掙扎，而我們卻渾然不覺。
在這座城市裡，有一種孩子被稱為「乖孩子」——他們成績優異、循規蹈矩、從不讓父母和老師操心。他們按照社會期望的道路前行：讀好書、考好試、入好大學、搵好工。他們是家長的驕傲，是老師的寵兒，是「成功」的代名詞。然而，在這些光鮮亮麗的表面之下，卻隱藏著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空心病」。這種由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首先提出的概念，正在香港的青少年群體中迅速蔓延。「空心病」的患者往往表現為：對一切缺乏興趣、對未來沒有期待、不知道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感覺自己只是在一個名為「人生」的軌道上機械地運行。這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深層的存在危機。
這種「空心病」的產生，與香港畸形的教育文化和社會氛圍密切相關。當一個孩子的全部價值都被壓縮為考試成績，當「成功」的定義只剩下「入大學」和「搵大錢」，當玩耍、探索、犯錯、發呆都被視為「浪費時間」，孩子們的內心世界就會逐漸乾涸。他們成為了「優秀的機器」，卻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感受力和創造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繼續活下去。這種存在意義的喪失，比任何身體疾病都更加可怕。因為當一個人失去了「為什麼活著」的答案，「怎麼活著」就變得毫無意義。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會發現香港青年面對的精神健康困境並非孤例。首爾，這個韓國的首都，擁有全球最低的出生率和極高的青年自殺率——每十萬人中有超過二十人選擇自殺，其中年輕人占比驚人。日本的「 平成廢柴」現象——一群不工作、不學習、不社交的年輕人在家中靠父母養活——則是社會壓力過大后的極端逃避。倫敦和紐約的青年群體中，焦慮癥和抑郁癥的患病率持續攀升，「倫敦病」和「紐約焦慮」成為流行詞匯。這些高壓城市的共同特點 是：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昂、房價天文數字、上升通道狹窄、成功率定義單一。
然而，香港的情況有自己的特殊性。相比首爾或東京，香港的「土地問題」更加嚴重——年輕人的居住空間極其有限，「納米樓」和「劏房」成為許多青年人的現實處境。相比倫敦或紐約，香港的社會流動性近年來明顯下降——「上樓」（排隊公屋）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上流」越來越困難。更重要的是，香港夾在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之間，身處中美博弈的風口浪尖，身份認同的困惑和未來的不確定性，成為籠罩在年輕人頭上的無形陰云。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個人的意志力可以克服的，也不是簡單的「想開一點」可以解決的。當整個社會都在push年輕人「成功」，卻不告訴他們「為什么」，崩潰就成為一種必然的宿命。
在這個數位時代，年輕人的情緒表達和「求救信號」往往隱藏在社交媒體的碎片之中。Instagram上的限時動態、Threads上的碎碎念、Discord上的匿名 confessions版——這些看似「很正常」的網絡行為，可能隱藏著正在掙扎的靈魂。「好想消失」、「覺得自己好廢」、「冇人可以明白我」……這些在成年人看來「只是發泄」的文字，可能是年輕人認真的求助信號。然而，這些信號往往被忽略、被誤解、甚至被嘲笑。「依家啲後生就係咁，比較玻璃心」、「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這種輕率的評判，往往把真正的危機掩蓋在了無知的塵埃之中。
更令人心痛的是，一些年輕人在真的發出明確的求救信號後，換來的不是幫助，而是冷漠甚至譏諷。「你唔好咁橋啦」、「邊有人真係去死呀」、「你玩嘢啫」——這些話語像一把把利刃，切斷了年輕人最後的救命稻草。他們發現，原來沒有人真的在乎，原來自己的痛苦在別人眼裡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這種被忽視、被否認的經歷，往往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社交媒體本應成為年輕人互相支持和尋求幫助的平臺，卻因為社會對心理健康的忽視和污名化，變成了一個個「沉默的求救」。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學會辨識這些隱蔽的信號，認真對待每一個年輕人的情緒表達，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那句「我好攰」背後，可能藏著怎樣的絕望。
說到香港青年的壓力來源，就不能不提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這場被稱為「人生最重要考試」的考試，幾乎決定了香港每一位年輕人的命運。從小三開始，香港的孩子就開始了漫長的「備戰」征程——補習社、興趣班、模擬考試、排名競賽……他們的童年不是在上樹捉蟬、溪邊摸魚中度過，而是在一堆又一堆的練習題和考試卷中消磨。DSE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載著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向所謂的「成功」駛去，但很少有人問一問：這列火車要開向何方？乘客們真的想去那裡嗎？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曾說，當個體與社會的連結被削弱時，自殺的風險就會增加。在香港的DSE制度下，學習的目的被簡化為考試分數，學習的過程被異化為機械訓練，學習的意義被扭曲為「出人頭地」。孩子們失去了對知識的好奇心，失去了探索世界的熱情，失去了因為「想知」而去學習的內在動機。他們成為了「學習的機器」，成為了考試的工具。這種深層的「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警告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如今在香港的教育系統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當學習不再快樂，當求知不再有趣，當「讀書」成為一種酷刑，年輕人的內心世界就會逐漸荒蕪。這不是「壓力」的問題，而是「意義」的喪失。
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空間」是一種奢侈品。對於許多基層家庭的年輕人來說，「自己的房間」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他們可能住在幾十平方英尺的「劏房」中，與父母共用一張床鋪，甚至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這種極端擁擠的居住環境，不僅是「不方便」的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心理健康威脅。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長期生活在過度擁擠的環境中，會導致慢性壓力、皮質醇水平升高、睡眠質量下降、脾氣暴躁、社交退縮等一系列負面後果。當一個人連基本的「私人空間」都沒有，當他做任何事情都被人「盯著」，當他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領地」，那種被侵犯、被壓迫的感覺會逐漸侵蝕他的心理健康。
更令人心痛的是，這種空間壓迫往往會轉化為家庭衝突。父母因為生活壓力而脾氣暴躁，孩子因為缺乏私人空間而無處逃避，一個擁擠的居住單位就像一個高壓鍋，隨時可能爆炸。多少家庭悲劇，是在那個狹小的單位裡悄然醞釀的？多少年輕人的心理傷口，是在那些無法鎖門的房間裡默默流血的？當我們討論香港青年的精神健康問題時，絕不能忽視「空間」這個基本因素。因為一個人如果連安全的、物理的「自己的空間」都沒有，他也很難在心靈層面找到安全的「心理空間」。這種物理空間的匱乏，其實是整個社會結構問題的縮影——高地價政策、房屋供應不足、貧富懸殊——每一個問題，最終都壓在了那些最脆弱的年輕人身上。
曾幾何時，香港被視為「機會之地」——只要勤奮工作，只要努力讀書， 「上流」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時至今日，這種「香港夢」正變得越來越遙遠。根據社會學研究，香港的社會流動性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下降——父母的社經地位與子女的發展越來越高度相關，「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孩子會打洞」不再是調侃，而是殘酷的現實。樓價飆升、租金昂貴、就業競爭激烈——這些「基本面」使得年輕人即使拼盡全力，也很難達到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水平。「買樓」成為最遙遠的夢想，「結婚」成為最奢侈的期待，「生子」更是想都不敢想的未來。
這種「看不到希望」的感覺，會逐漸侵蝕年輕人的心理韌性。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的「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論，正好解釋了這種現象：當一個人反覆經歷努力卻無法改變結果時，就會逐漸放棄嘗試，陷入絕望。在香港的年輕人眼裡，無論自己多麼努力，似乎都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困境——房價不會因為你勤奮工作而下降，競爭不會因為你畢業名校而減少，「上游」的通道不會因為你有才華而開啟。這種深層的無力感，比任何具體的困難都更加令人絕望。因為它不僅是「現在」的困境，更是「未來」的絕望。當「努力就會成功」的信念崩塌時，年輕人的精神世界就會陷入一片虛無。
現代香港家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原子化」——家庭成員各自忙碌，各自承受壓力，傳統家庭那種「互相扶持、分享情感」的功能正在逐漸瓦解。雙職工家庭成為常態，父母早出晚歸，與子女的相處時間極為有限。許多孩子從小就被送到托管中心或交給菲傭照顧，與父母的情感連結日益薄弱。家庭，這個原本應該是「安全基地」和「情感方舟」的地方，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只是提供「食宿」的旅館。孩子們從小就知道，遇到困難要自己解決，情緒要自己消化，因為「爸媽很忙」，因為「佢咁大個人自己諗掂佢」。
這種「情感疏離」的家庭環境，對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影響深遠。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反覆證實，安全的親子依附關係是兒童健康發展的基石。當這個基石不穩固時，孩子就會發展出各種心理問題——焦慮癥、抑鬱癥、行為問題、人際障礙……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孩子在家庭中無法獲得情感支持時，他們會轉向其他地方尋求慰藉——網絡遊戲、社交媒體、甚至是不健康的關係。這種「向外尋找替代」的過程，充滿了風險和陷阱。因為網絡世界的信息參差不齊，那些正在脆弱中的年輕人特別容易被極端思想或不健康的關係所吸引。家庭本應是年輕人最后的安全網，但如今這個安全網正在破裂。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連結」的時代——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即時通訊，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與任何人聯繫。然而，這種表面的「連結」卻掩蓋著一個殘酷的事實：年輕人之間的「真實連結」正在斷裂。面對面交流的能力在退化，深入傾聽的耐心在消失，真正「看見」對方的眼神交流越來越少。年輕人可能擁有數百個「粉絲」或「朋友」，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在凌晨三點打電話傾訴的真朋友。他們在網路上表現得很「健談」，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越來越「社恐」。
這種「數碼疏離」的現象，對年輕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首先，社交媒體上的「比較文化」讓年輕人不斷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佢啲相靚咁多」、「佢讀大學我冇」、「佢搵到咁多錢」——這種無休止的比較，會導致自我價值感下降和嫉妒心理。其次，網絡霸凌和「取消文化」讓年輕人生活在恐懼之中——一句話說錯可能遭到群起攻之，一個「黑歷史」可能被永遠貼標籤。第三，過度使用數碼產品會影響睡眠、運動和「真實世界」的社交，而這些恰恰是維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們創造了一個看似更加「連結」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卻讓年輕人更加孤獨。這種「科技的諷刺」，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說到年輕人的精神困境，我們不能不提「存在主義危機」這個哲學概念。二十世紀的哲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在納粹集中營中倖存下來後，創建了「意義治療」（Logotherapy）學派。他認為，人類最根本的驅動力是「尋找生命的意義」，而不是追求快樂或權力。當一個人失去了生命的意義時，就會陷入「存在的虛空」（Existential Vacuum），這種虛空會導致各種心理問題，甚至選擇結束生命。弗蘭克爾的那句名言——「生命的意義在於承擔責任」——至今仍然發人深省。
今天的香港年輕人，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意義危機。升學壓力、就業競爭、住房困難——這些「生存問題」已經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精力，哪裡還有時間和空間去思考「生命的意義」？他們像陀螺一樣不停地旋轉，卻不知道為什麼而轉。 「讀好啲書搵多啲錢」——這是社會給他們的唯一答案，但這個答案太過貧瘠，無法填滿一顆渴望意義的心靈。當「成功」的定義只剩下金錢和地位，當「人生目標」被簡化為買樓結婚生子，年輕人的內心深處就會產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空虛感。這種空虛不是「抑鬱癥」那樣的醫學診斷，但它同樣致命。因為一個不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隨時可能在某個瞬間失去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近年來，「躺平」這個詞彙在年輕群體中迅速流行。「躺平族」的宣言是：不再拼命工作，不再追求所謂的「成功」，而是選擇一種低欲望、低消費、回歸簡單的生活方式。這種「消極抵抗」的姿態，在主流社會中往往被批評為「不負責任」、「逃避現實」—— 「依家啲後生就係咁，年紀輕輕就話躺平」。然而，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躺平」未嘗不是一種對畸形社會制度的無聲抗爭。當「努力工作」不再能換來「美好生活」，當「拼命讀書」不再能保證「出人頭地」，年輕人選擇「不陪你玩」，難道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嗎？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疲勞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自我剝削」的社會——個體不是被老闆剝削，而是被自己的慾望和焦慮剝削。年輕人不斷「雞」自己，不斷「谷」自己，不斷給自己設定更高的目標，因為社會告訴他們「你可以做到」、「你應該做得更好」。但這種永無止境的自我剝削，最終會導致「燃盡」（Burnout）——一種身心俱疲、毫無動力的狀態。「躺平」或許就是這種「燃盡」的集體表現。它不是「懶惰」，而是「反抗」；不是「頹廢」，而是「覺醒」。當然， 「躺平」並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它可能只是暫時的逃避，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但至少，它提醒我們：是時候重新審視這個逼得年輕人「無力反抗」的系統了。
在今天的香港，「成功」的定義狹隘得可憐——讀名校、入大公司、搵高薪、買樓買車。如果一個年輕人沒有按照這個「標準劇本」走，他就會被視為「失敗者」—— 「你睇阿邊個阿邊個，人哋大學畢業，而你呢？」這種單一化的「成功學」像一個緊箍咒，緊緊套在每一個年輕人的頭上。他們不敢嘗試「不尋常」的道路，因為他們害怕被社會否定；他們不敢追求「不符合主流」的夢想，因為他們害怕被家人失望。這種對「不符合」的恐懼，實際上是對「被拋棄」的恐懼——他們擔心如果自己不「成功」，就會被社會拋棄、被家人遺棄、被同齡人超越。
這種單一化的成功定義，剝奪了年輕人的多元可能性。一個喜歡畫畫的孩子，可能被迫去讀商科；一個熱愛音樂的孩子，可能被勸說去當醫生；一個想要探索世界的年輕人，可能被「搵食」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我們的社會告訴年輕人「你們可以做任何事」，但現實是他們只能做「社會認可的事」。這種「自由的幻象」與「現實的束縛」之間的巨大落差，會導致嚴重的心理失衡。當「我想做的」與「我只能做的」之間的鴻溝無法逾越時，絕望就會隨之而來。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成功」——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成為醫生、律師、工程師，一個快樂的廚師、一個快樂的水電工、一個快樂的藝術家，同樣值得尊敬。這種價值的多元化，或許是拯救年輕人的第一步。
在談論年輕人的精神健康問題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醫學化」的傾向——把一切問題都歸因為「抑鬱癥」、「焦慮癥」等醫學診斷，然後期待「吃藥」就能解決問題。當然，精神疾病確實存在，需要專業的醫療干預。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許多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癥狀，其實是對「病態社會」的「正常反應」。當一個年輕人感到絕望、憤怒、痛苦時，這些情緒可能是對不公正社會的合理反應，而不是什么需要治療的「疾病」。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警告過「醫學凝視」的危險——當一切都被medicalized，正常的情緒反應也會被pathologized，最終導致對社會結構問題的忽視。
這並不是說「心理疾病不存在」，而是說我們應該用更寬廣的視角去理解年輕人的痛苦。一個因為「上流」無望而絕望的年輕人，他的絕望難道不是對這個社會結構的合理反應嗎？一個因為DSE壓力而崩潰的孩子，他的崩潰難道不是對這個教育制度的合理抗議嗎？一個因為無法負擔住房而焦慮的年輕人，他的焦慮難道不是對這個經濟體系的合理控訴嗎？把這些「合理的反應」統統歸為「心理疾病」，然後期待通過藥物治療來「解決問題」，是一種危險的本末倒置。它忽略了問題的根源，把結構性的問題個人化，把社會的疾病歸咎於個人的「不健康」。真正需要的，是改變那個讓年輕人痛苦的社會結構，而不是僅僅治療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個體。
在香港這個強調「醒目」、「叻」、「叻仔叻女」的社會裡，「喊」、「軟弱」、「唔夠堅強」往往被視為「弱者」的表現。這種對「脆弱」的污名化，使得許多正在經歷心理困擾的年輕人不敢尋求幫助——他們害怕被視為「弱者」，害怕被同學嘲笑，害怕被家人責備。 「你點解咁㗎」、「你不如啲咁啦」、「你點解唔同人傾計」——這些看似「關心」的話語，往往包含著對「不堅強」的隱性批評，會讓正在脆弱中的年輕人更加封閉。他們學會了把眼淚往肚子裡咽，把痛苦深深埋藏，然後在沒有人看見的角落裡獨自崩潰。
更令人心痛的是，這種「同理心的缺席」不僅存在於家庭和學校，也存在於整個社會。當一位年輕人因為心理問題尋求幫助時，他可能會面對各種歧視和偏見——「癲咗呀」、「癡線」、「有精神病」……這些標籤像烙印一樣永遠貼在他們身上，影響他們的升學、就業、甚至人際關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已經明確指出，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歧視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污名化仍然無處不在。一個真正有同理心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能夠接納「脆弱」的社會—— 「喊」不是軟弱，而是人類的基本情感；「求助」不是懦弱，而是勇氣的表現； 「唔開心」不是錯誤，而是對不合理制度的正常反應。只有當我們學會用同理心去理解那些正在痛苦中的年輕人時，他們才能夠真正走出陰霾。
談到精神健康的支援就不能不提香港醫療系統的現實困境。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服務，長期面對「排期長、資源緊」的問題——新癥的輪候時間往往以年計算，許多患者在等待的過程中病情惡化；專科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的比例遠低於國際標準，每位醫護人員要照顧的患者數量遠超負荷。而私營精神科服務的費用，卻是許多基層市民無法負擔的——一次專科診費可能要數百甚至上千港元，一個完整的心理治療療程可能需要數萬港元。這種「公立等不到、私營睇唔起」的困境，使得許多需要幫助的年輕人被卡在系統的夾縫中，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治療。
這種資源分配的問題，實際上反映了整個社會對精神健康的忽視。長期以來，精神健康在香港被視為「其次」——優先順序永遠排在心血管疾病、癌癥等「身體疾病」之後。醫院管理局用於精神健康的預算，佔整體醫療開支的比例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標準。精神科的病床數量、醫護人員比例、社區支援服務的覆蓋範圍，都遠遠落後於實際需求。當一個年輕人鼓起勇氣尋求專業幫助時，卻發現系統無法回應他的需求——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的體驗！這種「想幫幫不到」的無力感，會進一步加劇他們的絕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多的資源，更是對精神健康觀念的根本轉變——把它從「其次」提升到「同等重要」。
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學校本應扮演著「第二個家庭」的角色——不僅傳授知識，更要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然而，在現實中，香港的教師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教學、行政、評估、家長溝通、持續進修……他們的日程被塞得滿滿當當，幾乎沒有時間去「關心」學生的內心世界。一個班主任可能要負責三四十個學生，每個學生的「表面」都照顧不來，更何況是去發現那些隱藏在深處的情緒問題？ 「老師，我好辛苦」這句話，可能在繁忙的走廊裡被匆匆帶過，可能在堆積如山的文件中被遺忘。
更令人無奈的是，即使教師發現了學生的情緒問題，他們的「干預能力」也相當有限。香港的學校輔導員（Guidance Teacher）制度雖然存在，但往往一個學校只有一兩位輔導員，要服務全校數以千計的學生，簡直是杯水車薪。許多學校的輔導主任都是由普通教師兼任，他們缺乏專業的心理學訓練，很難識別和處理複雜的精神健康問題。當發現學生有自殺風險時，教師往往陷入「想幫但唔識幫、想send去睇但又唔知可以去邊」的困境。這種系統性的不足，使得許多本來可以被及早發現和干預的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不是責怪教師「不夠敏感」，而是應該問：這個制度，是否把太多的責任壓在了教師的肩上？
社工，被稱為「站在弱勢者身邊的人」，在香港的基層服務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這些默默付出的「守護者」自身，卻面臨著極度的工作負荷和情緒耗竭。根據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調查，許多前線社工每人要負責四五十個個案，遠超國際建議的標準工作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難做到「深入陪伴」——每次會面可能只有區區三十分鐘，根本無法觸及服務使用者的深層問題。 「我知佢唔開心，但我真係冇時間陪佢慢慢傾」、「我知佢需要更多，但我唔夠時間」——這種無力感，日積月累，會導致「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嚴重的甚至會導致社工自己也需要尋求心理幫助。
這種「個案量過載」的問題，在精神健康相關的服務中尤為突出。因為精神個案往往更加複雜、更加耗時、更加情緒消耗。一個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需要的是長期的、深入的、持續的支持，而不是一兩次的「輔導」。但現有的資源，根本無法提供這種「深度服務」。許多社工只能無奈地「危機處理」——等問題爆發了再去處理，而無法做到「上游預防」——在問題還沒爆發時就去遏止。這種「做唔切」的無力感，不僅影響服務質量，也嚴重影響社工自身的心理健康。我們在呼籲關注年輕人精神健康的同時，是否也應該關注那些站在第一線、默默支撐著這個系統的社工？他們同樣需要被支持、被關心、被照顧。
在精神健康的支援系統中，有一個經常被忽視的群體——「過渡期青年」。這些年輕人可能是剛離開校園的畢業生，可能是剛剛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也可能是準備離開青少年服務系統的「轉銜個案」。他們正處於人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告別熟悉的校園生活，面對陌生的社會挑戰。這種轉變本身就充滿了壓力——要找工、要租屋、要建立新的社交網絡、要適應新的生活節奏。如果在這個階段缺乏適當的支援，年輕人很容易陷入困境。
然而，香港目前的青少年服務系統，恰恰在這個「過渡期」存在著巨大的缺口。離開了中學，就離開了學校輔導服務；還沒有「正式」進入職場，就無法享受職場所提供的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援助計劃）。許多從青少年服務系統「畢業」的年輕人，突然發現自己「唔知可以去邊求助」——以前的服務已經不適用，新的服務又「唔知點申請」。這種「兩頭唔到岸」的困境，不知道讓多少年輕人在黑暗中獨自掙扎。我們需要建立更加「無縫銜接」的服務系統，確保沒有一個年輕人因為「轉銜」而被遺忘。
目前，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配置，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過度集中於「危機介入」，而忽視了「上游預防」。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系統更像一個「消防局」——等問題「燒起來」了才去撲救，而不像一個「健康促進機構」——在問題還沒發生時就去預防。公立醫院的精神科，主要處理的是已經「發病」的重癥患者；學校的心理輔導，往往只有在「出咗事」之後才會啟動；社工的介入，往往是在「危機個案」被識別之後才會跟進。這種「事後補救」的模式，雖然必要，但遠遠不夠。
真正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把資源「向前移」——投資於預防、教育、早期識別。在學校層面，每個學生都應該有機會學習「情緒智商」——如何識別和管理自己的情緒，如何尋求幫助，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在社區層面，應該建立更多的「心理衞生教育」項目，讓公眾了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減少污名化。在家庭層面，應該為家長提供培訓，幫助他們識別子女的情緒問題，學會「非暴力溝通」。這些「上游」的工作，短期內可能看不到「成效」，但長期來說，絕對是比「危機介入」更加「劃算」的投資。預防一小時，可能拯救一條命；教育一個孩子，可能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多的治療資源，更是觀念的轉變——從「醫治」轉向「預防」。
談到精神健康，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韌性」（Resilience）——彷彿只要個人足夠「堅強」，就不會被困難擊倒。這種把責任完全歸咎於個人的觀點，忽略了韌性的社會性本質。正如心理學家麥可·梅耶（Michael Meaney）的研究所揭示的，人的抗壓能力並非天生，而是後天環境——尤其是「安全依附關係」——的產物。一個在愛與支持下成長的孩子，自然會發展出較強的心理韌性；一個在忽視和壓迫中成長的孩子，即使「天生堅強」，也很難抵禦長期的壓力。因此，要培養年輕人的韌性，不能只靠「叫佢堅強」，而是要為他們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這種支持性的環境，不僅包括家庭，還包括學校、社區、甚至整個城市。我們需要建立更多的「社區安全網」——讓年輕人在遇到困難時，知道可以去邊度求助，知道邊個會幫佢。香港的一些社區組織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城市農夫」項目讓年輕人在耕作中找到平靜，「共享空間」讓年輕人有地方「坐下傾計」，「 mentorship 計劃」讓年輕人找到人生榜樣。這些 「小而美」 的項目雖然規模不大，但它們正在一點一點地修補社會的安全網。真正的韌性，不是讓年輕人獨自面對一切，而是讓他們知道：「你唔係一個人」。
從政策層面來看，香港需要進行一場精神健康的「範式轉移」——從「治療導向」轉向「預防導向」，從「醫療模式」轉向「社會模式」。具體而言，以下幾個方向值得考慮。首先，增加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投入——包括增加公立精神科的人手、縮短輪候時間、擴大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覆蓋範圍。其次，在教育系統中注入更多的「情緒教育」元素——讓學生有機會學習情緒管理、壓力調節、人際溝通等「軟技能」。第三，推行「精神健康假期」制度——讓在職人士有適當的假期去處理精神健康問題，減少「唔敢請病假」的現象。第四，重新審視土地利用和房屋政策——讓年輕人看到「上流」的希望，減少結構性因素帶來的無力感。
當然，這些政策建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一項都需要資源、都需要政治意願、都需要時間去落實。但至少，我們應該開始這個討論，開始這個反思。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年輕人的未來，就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的「關心」，而要付諸實際的行動。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我們有資源、有能力去創造一個對年輕人更加友好的環境。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真的有這個政治意願，還是只是把這個問題當作「口水話」？
在家庭層面，對年輕人最大的支持，往往不是「教佢點做」，而是「聽佢講」。許多父母出於好意，總是想給孩子「建議」—— 「你應該咁樣」、「你唔應該咁樣」、「聽我講啦」。然而，這種「教導式」的溝通方式，往往會適得其反——孩子會覺得父母「唔明白我」、「淨係識罵我」，從而更加封閉。真正的「聆聽」，是不帶評判地傾聽，是讓孩子感受到「你講咩我都接收緊」，是讓孩子知道「你嘅感受係 valid 既」。
這種「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的技巧，其實並不複雜。首先是「觀察」——不帶評價地描述你看到的行為；然后是「感受」——表達你對這個行為的感受；接著是「需要」——解釋這個感受背后的需要；最后是「請求」——提出具體的、可行的請求。用這種方式與年輕人溝通，他們會更容易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當然，這需要家長放下「我巖你先巖」的姿態，承認自己可能「唔明白」，願意「學點點」。這個過程可能很困難，因為很多家長自己也是在「批判式」環境中成長的。但為了孩子，為了家庭的幸福，這個努力是值得的。
最後，我想對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年輕人說幾句話。如果你正在經歷困難的情緒，如果你覺得生活很沉重，如果你覺得「冇人可以明白你」——請記住，你不是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會有脆弱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有「頂唔順」的瞬間。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你「唔夠堅強」。你的感受是valid的，你的痛苦是real的。這個世界或許有很多問題，這個社會或許有很多不公平，但你的生命本身，是有意義的。 Viktor Frankl說：「人的主要動力是對意義的追尋。」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請記得：意義是可以被找到的——它可能在一個小愛好中，可能在一段友誼中，可能在一個幫助他人的行為中，也可能在一個「再堅持一天」的決定中。
不要害怕尋求幫助。 「求助」不是弱者的表現，而是勇敢的選擇。如果你覺得自己已經撐不住了，請記得前面的求助熱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 2222，生命熱線：2382 0000。你可以send message，你可以寫信，你可以打電話。總會有人願意聆聽，總會有人願意陪在你身邊。香港可能有很多問題，但這個城市也同樣有很多願意伸出援手的人。請再給自己一個機會，請再給這個世界一個機會。因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當朋友向你透露有自殺念頭時，首先保持冷靜，不要驚慌或過度反應。認真聆聽，讓對方感受到你真的在聽，並表達你的關心：「我聽到你講既野，我好關心你。」不要急於給建議或批評，例如「你諗多咗」或「你唔應該咁諗」這類話語可能會讓對方更加封閉。直接詢問：「你有冇諗過點樣傷害自己？」這不是「提醒」對方，而是顯示你認真對待他的話。最重要的是，鼓勵對方尋求專業幫助，並主動陪同或協助聯繫求助熱線。如果情況緊急，立即致電999或通知最近的人。記住：你不必獨自承擔這個責任，專業機構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援。
香港有多個免費或低收費的心理支援服務。醫院管理局轄下的精神科門診收費，每次只需一百一十港元（符合資格者更可減免），但輪候時間較長。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提供免費電話輔導，熱線：2389 2222。東華三院、保良局、香港明愛等機構也提供低收費的心理輔導服務，收費根據服務使用者經濟狀況而定。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心理輔導中心有時會提供實習心理輔導員的免費服務，適合在校學生或符合條件的市民。此外，一些社區組織和大學會定期舉辦免費的情緒支援小組或工作坊。建議先致電各機構查詢最新服務內容和申請方法。
青春期叛逆和抑鬱癥狀有時確實難以區分，但有幾個關鍵的指標可以留意。叛逆通常是對權威的「挑戰」，但情緒波動後可以恢復正常；抑鬱則是持續的情緒低落，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功能。具體來說，如果孩子出現以下徵兆，家長應提高警覺：情緒低落持續兩週以上；對以前喜歡的活動完全失去興趣；睡眠或食慾有顯著改變；容易疲倦或活力下降；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或過度內疚；難以集中注意力；反覆出現死亡或自傷的念頭。如果這些癥狀影響了孩子的日常功能——例如無法上學、無法與人相處——那麼可能不是單純的「叛逆」，而是需要專業評估的信號。請記住， 「叛逆」不等於「抑鬱」，但兩者也並不互斥，最安全的做法是尋求專業人士的評估。
這個現象有幾個可能的原因。首先， 「物資豐富」與「心理滿足」並非必然相關——年輕人可能擁有很多物質，卻缺乏真正的情感連結和人生意義。其次，現代社會的壓力形態已經改變——過去的壓力主要是「生存壓力」（搵食），現在的壓力更多是「存在壓力」（搵唔到意義）。第三，社交媒體的比較文化放大了焦慮——年輕人時刻看到別人的「精彩生活」，容易產生自我否定。第四，過去的「捱」往往有明確的目標（如「上樓」），但現在的目標越來越模糊，成功定義越來越單一。我們不能說上一代「更好」或下一代「更弱」，而是這個時代的挑戰確實不同了。需要調整的，不只是年輕人的心態，更是這個社會提供給他們的機會和期望。
學校社工必須遵守專業的倫理守則，其中保密是核心原則之一。一般而言，社工不會未經學生同意就向家長透露會面內容，因為過度透露會破壞信任關係，令學生不敢求助。不過，這也有例外：如果社工評估學生有即時的self-harm風險或可能傷害他人，法律要求他們必須採取合理措施保護當事人，這可能包括通知家長或相關人士。但在正常情況下，社工會與學生討論這個決定，盡量取得學生的理解和同意。如果學生對保密問題有疑慮，可以在首次會面時明確詢問社工的保密範圍和例外情況。總的來說，學校社工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安全」的求助空間。
「高功能抑鬱癥」（High-Functioning Depression），又稱為「情緒性耗竭」或「隱性抑鬱癥」，指的是一個人雖然內心處於抑鬱狀態，但仍然能夠維持日常生活的表面功能——可以上班、上學、社交、看起來「冇事」。這種情況下，患者往往能夠「隱藏」自己的情緒問題，甚至自己也不察覺自己患病。但實際上，內心可能充滿絕望、價值感低落、對一切缺乏興趣。高功能抑鬱癥的危險在於，因為「睇落冇事」，患者往往不會主動尋求幫助，病情可能長期得不到診治。如果你發現身邊的人雖然「做到嘢」但總是「悶悶不樂」或「好似有心事」，不妨主動關心一下，可能你的留意就可以改變一切。
是的，研究顯示媒體對自殺新聞的不當報導確實可能引發「維特效應」（Copycat Suicide）。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防止自殺機構都建議媒體在報導自殺事件時應遵循「負責任的報導原則」——避免美化或戲劇化自殺情節；避免詳細描述自殺方法；不使用聳動的標題；不在顯眼位置重複報導；提供求助資源資訊。作為讀者，我們也應該有批判性地接收這類資訊，不把自殺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把它視為「一個極端的選擇」。如果你在媒體上看到不符合上述原則的報導，可以向相關機構反映。每個人都有責任共同營造一個「珍惜生命」的社會氛圍。
在高壓職場中保持心理健康，關鍵是建立清晰的「心理邊界」（Psychological Boundary）。具體做法包括：學會說「不」——不要所有嘢都應承落嚟，量力而為；設定明確的「收工時間」——即使OT都要有底線，讓自己知道幾點係「真正收工」；避免將工作情緒帶回家——可以建立一個「下班儀式」，例如聽首歌、行下街，讓自己有過渡空間；培養工作以外的興趣和生活——確保自己有一啲「撐得起」精神既野；建立支持網絡——有可以傾訴的同事或朋友，不要把所有野吞落肚。記住：工作係人生既一部分，但唔係人生既全部。你的價值唔會因為「做到嘢」而增加，亦都唔會因為「做不到嘢」而減少。
研究顯示，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對於減輕焦慮和壓力確實有一定效果。它通過訓練專注當下、覺察情緒而不評判的能力，幫助人們「睇化」啲壓力源。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念不是「萬能靈藥」，它不能替代藥物治療（如果有需要的話），也不是「一時三刻」就見效。建議每次練習由五至十分鐘開始，逐漸增加時間。網上有很多免費的正念資源和應用程式（如Headspace、Insight Timer等）可以開始嘗試。如果在練習中感到不適或出現強烈情緒，應停止並尋求專業人士指導。總的來說，正念是一個「加分」的工具，但最核心的，仍然是整體的生活方式改變——充足睡眠、適量運動、均衡飲食、社交支持。
特區政府在近年的《施政報告》中開始強調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具體措施包括：增加醫院管理局精神科的資源投放，包括增加精神科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人手；在學校推動「一校一社工」政策，確保每間中學都有專屬社工；設立「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支持非政府組織提供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推動「跨界別協作」，促進醫療、教育、社福三方合作。然而，批評者指出這些措施仍然「唔夠」——輪候時間仍然很長、服務覆蓋範圍仍然不足、預防性的投入仍然偏少。精神健康的改善需要長期和持續的投入，我們期待政府未來會有更具體和更具資源的政策出爐。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以下權威機構的資料和研究成果：
1.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HKU CSRP）：《香港自殺統計年度報告》及研究論文（https://csrp.hku.hk）
2.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年度工作報告》及熱線服務數據（https://sbhk.org.hk）
3.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服務規劃報告》（https://www.ha.org.hk）
4.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自殺預防報告》及《精神健康行動計劃》（https://www.who.int）
5.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
6.韓炳哲（Byung-Chul Han）：《疲勞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
7.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青少年精神健康研究報告》
8.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前線社工工作負荷調查報告》
9.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精神健康與人權報告》
10.Durkheim, Émile：《自殺論》（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11.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精神健康相關政策措施
12.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危機應對培訓教材
聲明：本文僅供一般參考和討論，並不構成任何醫療診斷或治療建議。如果你或身邊的人正在經歷精神健康困難，請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如有緊急情況，請立即致電999或前往最近的事故及急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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