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半，住在土瓜灣唐樓劏房內的張太準時醒來。狹窄的空間裡，丈夫和兩個孩子還在酣睡，她輕手輕腳地起身，開始準備一家人的早餐。這間不足一百平方英尺的劏房，是他們在香港的「家」——每個月租金五千八百元，佔據了丈夫收入的三分之一。窗外的街聲漸漸熱鬧起來，張太望著天花板上那道因為潮濕而發黑的裂縫，心裡想著：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種生活？公屋的輪候編號已經等了三年多，估計還要再等兩年。 「4.5年」——這是政府最近提出的公屋輪候目標。張太不知道這個數字對她意味著什麼，她只知道，每一天的等待，都是一種漫長的折磨。
在香港這個全球房價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居住問題一直是社會最尖銳的矛盾之一。根據房屋委員會的最新數據，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已經攀升至四點五年，逼近政府設定的「四年半」目標。這一數字看似接近了政府的承諾，但在這串冰冷的統計數字背後，隱藏著無數個像張太這樣的家庭——他們在狹小的劏房中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夜晚，在等待公屋的過程中消耗著青春與希望。當我們慶祝政策目標即將達成的時候，是否曾經停下來問一問：這些年間，那些在輪候冊上等待的人，他們的生活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他們的尊嚴、他們的心理健康、他們對未來的信心，是否也在等待中一點點流失？
「四年半」——這四個半字如今已經成為香港房屋政策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每一年的《施政報告》，房屋局局長都會站在立法會的講臺上，信心滿滿地宣佈離這個目標又近了多少。媒體的標題通常會寫著「公屋輪候時間有望縮短」、「政府房屋政策見成效」之類的正面報道。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宏觀的統計數字轉向微觀的個人處境時，會發現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四年半的等待，對於那些正在輪候的家庭來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孩子可能在狹小的劏房裡長大；意味著長者的腰疾可能在潮濕的環境中惡化；意味著一個家庭的消費能力被昂貴的租金蠶食殆盡。
哲學家們常說，數據是客觀的，但數據的詮釋卻往往帶有主觀的價值判斷。當政府把「四年半」作為施政目標時，這個數字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它暗示著，只要輪候時間縮短了，住房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但現實遠比數字複雜得多。一個家庭在輪候期間的生活質量、他們的心理健康、他們的社區網絡、子女的教育環境——這些無法被簡單量化的因素，恰恰是「居住正義」最核心的內涵。四年半或許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我們不能讓這個目標成為一種「敝帚自珍」式的安慰，掩蓋了房屋政策中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在深入探討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的成效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到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什麼是「家」？對於張太這樣的基層市民來說，「家」不僅僅是一個可以棲身的物理空間，更是一個承載著尊嚴、希望和未來的地方。她希望孩子們能夠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成長，能夠擁有自己的房間，能夠邀請同學來家裡玩耍。這些看似平凡的願望，在香港的房屋困境中卻顯得如此奢侈。當我們討論房屋政策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數量迷思」——只關注建了多少單位、輪候時間縮短了多少，卻忽略了這些單位背後的「人」和他們的具體需求。
這篇文章將帶領讀者深入了解香港當前的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政策，從多個角度進行成效評估。我們不僅要問「這些政策是否有效」，更要問「對誰有效」、「在什麼程度上有效」以及「代價是什麼」。通過真實的居民故事、國際比較和哲學反思，我們希望呈現一幅更加完整的圖景——關於這座城市如何對待它最脆弱的居民，關於「發展」與「人之間的張力，以及關於什麼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居住正義」。
過渡性房屋，這個在香港相對新鮮的名詞，其實是社會運動和政策創新的產物。二零一九年的社會運動過後，社會上對基層市民居住困境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劏房住戶的惡劣居住環境、公屋輪候時間的漫長、以及「告別劏房」口號的提出，都迫使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回應社會訴求。在這種背景下，過渡性房屋應運而生——它被設計為一種「中期」的住房解決方案，介於臨時庇護中心和永久公屋之間，為那些正在輪候公屋但又無法立即上樓的家庭提供一個過渡的居所。這個政策的初衷是良善的：給予基層市民一個比劏房更好的選擇，同時減輕公屋供應的壓力。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過渡性房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從選址、興建到營運，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挑戰。首先是土地的問題——在香港這個土地稀缺的城市，尋找合適的用地已經成為最大的瓶頸。其次是資金的問題——過渡性房屋主要依賴非政府組織（NGO）營運，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投入。第三是配套的問題——許多過渡性房屋位於偏遠的新界地區，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嚴重不足。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制約著過渡性房屋的發展空間，也影響著入住居民的生活質量。
過渡性房屋的一大特色，是由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營運模式。與傳統的公屋由房屋署統一管理不同，過渡性房屋往往由慈善團體、社會企業或宗教組織負責營運。這種模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NGO更能貼近基層市民的需要，更能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也更能發揮社會創新的精神。事實上，許多過渡性房屋項目不僅僅提供住宿，還配備了社工服務、教育支援、就業輔導等「軟性」配套，試圖全方位地幫助居民脫離貧窮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種NGO模式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首先是規模的問題——NGO能夠提供的單位數量相對於巨大的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截至目前為止，全港的過渡性房屋供應僅有約一萬多個單位，與數以十萬計的劏房住戶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其次是持續性的問題——過渡性房屋的土地往往是短期租借，建築物也是臨時性質，這意味著居民隨時可能面臨再次搬遷的命運。第三是公平性的問題——由於僧多粥少，哪些家庭能夠入住過渡性房屋，往往取決於運氣和NGO的選擇標準，這難免會引發「誰有資格」的爭議。更重要的是，NGO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別機構的能力和熱情，缺乏制度性的保障，這種「人治」的色彩使得過渡性房屋的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
「當時聽到可以搬去過渡屋，我開心到喊咗出嚟。」阿詩（化名）回憶起一年前從劏房搬到元朗過渡性房屋的情景，情緒依然有些激動。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在深水埗的劏房裡擠了整整四年，最小的孩子就是在那個潮濕的劏房裡出生的。 「細佬仔成日都話痕，醫生話係濕疹，可能同環境有關。」搬到過渡屋後，孩子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房間，阿詩也終於有了一個像樣的廚房做飯。「起碼唔洗再同人共用廁所，起碼夜晚訓覺冇咁多人逼。」
但喜悅過後，現實的問題開始浮現。過渡屋位於元朗近郊，每天通勤到市區工作的交通費比以往貴了一倍。丈夫的上班時間從原來的半小時變成現在的兩小時，傍晚回到家往往已經晚上八點，孩子們的功課也沒時間教。更令阿詩擔心的是，過渡屋的租約只有兩年，兩年後怎麼辦？「話就話話可以等公屋，但係兩年後我又可以去邊？到時如果公屋未到，又要搵過地方住？」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像一片烏雲籠罩在阿詩的心頭。她說：「呢啲嘢政府官員唔會同你講㗎，佢哋淨係會話『你有屋住啦，仲想點？』」阿詩的故事並非個案，它折射出過渡性房屋政策的核心困境——一時的舒緩，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過渡性房屋的另一個顯著問題，是選址的偏遠。，由於市區用地緊張，大部分過渡性房屋項目都選擇在新界的偏遠地區——元朗、屯門、粉嶺、上水……這些地方雖然租金低廉，但對於在市區工作的基層市民來說，卻意味著沉重的交通費負擔和漫長的通勤時間。根據社會服務聯會的一項調查，超過六成的過渡性房屋居民表示交通費是他們最大的支出項目之一，更有近四成居民因為交通費太貴而選擇減少外出。這種「住得起、活不起」的困境，使得過渡性房屋的實際效益大打折扣。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種選址策略實際上延續了一種「空間排斥」的邏輯——把基層市民「安排」到城市的邊緣，讓他們遠離市中心的工作機會和公共服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社會隔離。規劃學者把這種現象稱為「空間正義」的缺失：當城市的發展成果主要由中上階層享受，而基層市民被推向城市的邊緣時，這不僅是住房問題，更是社會公平問題。過渡性房屋或許在短期內解決了「有瓦遮頭」的問題，但它是否真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質量？是否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如政策宣傳所說的那麼樂觀。
簡約公屋（Light Public Housing），是特區政府在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一項重大政策。根據房屋局的規劃，政府將撥款約三百億港元，在未來五年內興建約三萬個簡約公屋單位，以填補公屋供應的短期缺口。這些單位採用「組裝合成」技術建造，成本較傳統公屋為低，選址包括啟德、牛頭角、柴灣等地區。 「簡約」二字，點出了這種新型公屋的核心特徵——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快的速度，提供基本的居住單位。
然而，「簡約」的背後也隱藏著不少疑慮。首先是建築成本的問題——雖然簡約公屋的單位造價較傳統公屋低，但每個單位仍然需要約六十萬至七十萬港元的投入。這個數字是否「值得」？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反對者批評，這筆錢如果用於興建傳統公屋，可能會產生更大的長期效益。其次是居住品質的問題——簡約公屋的設計相對簡單，間隔靈活性較低，公共設施也較為基本。對於需要長期居住的家庭來說，這些「簡約」是否會成為「將就」？第三是「臨時」性質的問題——簡約公屋的使用壽命只有約二十年，之後可能需要拆卸或重建。這種「有期限」的住房，能否給予居民真正的「家」的感覺？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來回答，但它們提醒我們，簡約公屋並非完美的解決方案，只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選擇。
說到簡約公屋，最具爭議的話題莫過於啟德選址。啟德發展區位於九龍東的核心地帶，昔日是啟德機場的所在地，現在是香港最具潛力的新發展區之一。當政府宣佈要在啟德的部分用地興建簡約公屋時，立即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以人為本」的體現——把基層市民安置在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核心地段，讓他們也能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反對者則質疑，啟德是「黃金地塊」，用於興建臨時性的簡約公屋是否「浪費」？是否有更好的土地規劃方案？
這場爭議背後，折射出香港房屋政策的深層矛盾。一方面，是基層市民對「合理價錢、理想地點」的住房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土地資源的稀缺和利益集團的博弈。啟德的簡約公屋項目，最終在爭議中向前推進，但也暴露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香港這個「土地問題」極度尖銳的城市，任何房屋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價值取捨和利益平衡。當「居住正義」遇上「土地經濟」，當「基層需求」遇上「發展利益」，決策者往往陷入兩難的境地。簡約公屋能否打破這種困局？還是只是把問題往後推遲？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從哲學的角度看，簡約公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或許是其「臨時性」的本質。海德格爾曾說：「居住是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Dwelling is the manner in which mortals are on the earth.）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居住」對於人類存在的意義——它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佔據，更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與世界建立關係的過程。當住房變成了一種有期限的「過渡品」，當居民知道自己只能在這裡停留「最多二十年」，他們如何能夠建立真正的「歸屬感」？如何能夠把這裡當作真正的「家」？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因人而異。對於那些長期在劏房中掙扎的家庭來說，簡約公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改善——即使是「臨時」的，至少也是一個穩定的、體面的居所。但對於那些渴望「安家落戶」的人來說，「臨時」的身份難免會帶來一種「漂浮」的感覺——他們很難在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中規劃未來，也很難對社區產生深厚的情感聯繫。這種「存在的焦慮」，是簡約公屋政策必須正視的心理代價。我們在追求數量和速度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考慮一下「質量」和「穩定性」？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它值得每一個關心香港房屋未來的人深思。
把目光投向國際，我們可以發現香港並不是唯一面對住房困難的城市。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住房危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必須面對的共同挑戰。新加坡的「組屋」（HDB Flat）模式，長期以來被視為解決住房問題的典範——超過八成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中，房屋自有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這種模式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獨特的條件之上：新加坡土地國有、政府對住房建設的巨額投入、嚴格的購買資格限制、以及對二手房市場的有效調控。把這套模式簡單地移植到香港，是否真的可行？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新加坡模式背後的「擁有權」哲學。在新加坡，購買組屋被視為一種「美國夢」式的社會流動路徑——有了房子，才算真正在這個城市「落地生根」。這種把所有權等同於歸屬感的觀念，近年來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反思。當房價飆升、年輕人越來越難以負擔房屋時，「必須擁有」的觀念是否反而加劇了社會焦慮？香港在某種程度上也在經歷類似的困境——公屋被視為「上車」的階梯，許多人把「上樓」當作人生成功的標誌。這種價值觀，是否應該被重新審視？
與新加坡的「擁有權」模式形成對比的，是歐洲一些國家實行的「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模式。維也納被稱為「社會住宅之都」，超過六成的市民居住在各種形式的社會住宅中，包括政府興建的公寓、私人發展商配建的社會單位、以及非營利組織營運的合作住宅。維也納模式的特色在於「去標籤化」——社會住宅與私人住宅之間沒有明顯的品質差異，居民無需因為住在社會住宅而感到「自卑」或被「標籤化」。這種模式的核心哲學是：住房是一項基本人權，而非市場交易的商品。
維也納經驗對香港的啟示是深刻的。在香港，公屋往往被視為「低收入」的象徵，許多中產階級寧願負擔昂貴的私樓也不願申請公屋，擔心「面子上過不去」。這種「標籤化」的問題，實際上反映了香港社會對「房屋」的狹隘理解——把擁有房產等同於成功，把租住公屋等同於失敗。如果我們能夠像維也納那樣，把社會住宅視為一種正常的、可敬的居住選擇，或許香港的房屋問題會少一些「非黑即白」的尖銳對立。當然，維也納的成功有其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香港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照搬，但這種「去標籤化」的思路，或許值得我們借鑒。
在英美等國家，由於住房市場的高度商品化，無家可歸和住房困難的問題更加嚴重。倫敦和紐約這兩座國際大都會，都面臨著類似的挑戰：房價租金高企、流浪漢問題嚴重、臨時庇護所供不應求。英國的「Bedroom Tax」政策（對有空置房間的福利住房收取額外費用）引發了激烈爭議，被批評為「把窮人推向更差的處境」。美國的租金管制政策也在「保護租客」和「抑制供應」之間左右為難。這些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住房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每一種政策工具都有其代價和局限性。
對香港來說，英美經驗的啟示或許在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解決住房問題。當住房被完全交給市場時，低收入群體必然會被「邊緣化」，這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因此，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但干預的方式也很關鍵——是像新加坡那樣通過大幅供應來「壓抑價格」，還是像維也納那樣通過「社會化」的住房供應來「保障權利」？香港選擇的是一條「公私並舉」的中間道路，但這條道路走到今天，似乎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境。如何在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找到平衡？這個問題將繼續困擾香港社會很長時間。
回到香港本土，我們必須認識到，香港的住房問題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制度因素。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香港政府採取了「高地價政策」——通過拍賣土地獲取巨額收入，以支撐低稅率的政府運作。這種模式創造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輝煌，但也造成了房價只升不跌的「常態」，使置業成為普通市民遙不可及的夢想。在這種背景下，公屋成為了社會福利的「最後防線」——為那些無法在私人市場購置房產的家庭提供居住的保障。
然而，這種「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Welfare Model）也有其內在的缺陷。它默認私人市場應該是住房供應的主力，而政府只需要在市場「失靈」時才介入救濟。這種思路的後果是，公屋供應長期不足，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而私人市場的房價則繼續飆升。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剩餘模式」的反思和補救——它們試圖在公屋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提供一些「中間選項」。但這種「打補丁」的做法，能否真正解決結構性的問題？還是只是把問題往後推遲？這是每一個關心香港未來的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曾經說過：「人充滿勞績，但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Man is not merely deployed labiously, but dwellingly he/she poetizes on this earth.）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居住」對於人類存在的意義。居住不僅僅是找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更是一種與世界建立有意義聯繫的方式。我們佈置自己的居所，裝飾自己的空間，與鄰居建立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成為」我們自己。當居住環境不穩定、充滿不確定性時，人的存在也會變得焦慮和漂浮。這就是為什麼，即使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在「數量」上有所貢獻，但在「質量」上仍然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缺陷。
在海德格爾看來，「築」（Building）是「居」（Dwelling）的基礎，但不是全部。真正的「居」，需要時間的沉澱、需要記憶的累積、需要社區的滋養。當我們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生活，需要付出巨大的心理和情感代價。對於那些已經在劏房中掙扎多年的家庭來說，過渡性房屋或許是一種解脫；但對於那些渴望「安頓」下來的人來說，這種「臨時性」的居所，終究只是一個「中途站」，而非真正的「家」。這種「存在的焦慮」，是政策制定者很難通過數字來衡量的，但它確實地影響著每一個普通市民的生活質量。
在香港，「上樓」這個詞有著特殊的文化內涵。它不僅意味著搬到公屋居住，更意味著「穩定」、「成功」、「出頭天」。多少代香港人的夢想，就是能夠「上樓」——有了公屋，就有了固定的居所，不用再看業主的臉色，不用再擔心租金飆升。這種對「上樓」的執念，深刻地影響著香港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許多基層家庭寧願長期輪候公屋，也不願意購買私人市場的納米樓，因為在他們心中，公屋才是「真正的家」。這種文化心態，既是香港社會獨特的歷史產物，也是住房政策必須面對的「軟性」因素。
問題在於，這種「上樓」文化是否應該被強化，還是應該被反思？一方面，它反映了市民對穩定居住環境的合理渴求；另一方面，它也加劇了對「擁有房產」的執念，使房價問題更加情緒化和政治化。當「上樓」成為人生成功的必要條件時，那些「上不了樓」的人難免會產生挫敗感和被剝奪感。這種社會心理的問題，是任何房屋政策都無法單獨解決的。我們或許需要思考：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種更加多元的「成功定義」，讓那些選擇租房、選擇共享居住、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也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曾提出「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概念，認為城市空間不僅僅是物理的容器，更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和社會權利的場域。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參與城市的建設和改造，有權利在城市的空間中自由地生活和工作。這種視角，幫助我們把住房問題從「供給-需求」的狹隘框架中解放出來，看到更加廣闘的社會圖景。當過渡性房屋被建在偏遠的郊區時，居民不僅失去了「好地段」的優勢，更失去了接觸城市資源、參與城市生活的機會。這種「空間排斥」，實際上是一種「權利的剝奪」。
同樣，當簡約公屋被「標籤化」為「低收入者的居所」時，它也在無形中強化了社會的階層分化。真正的「居住正義」，不僅僅是讓每一個人「有瓦遮頭」，更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資源和服務。這個目標，或許比單純地增加房屋供應更加遠大，但它也是我們必須努力追求的方向。
談論房屋政策的成效，我們習慣於使用各種量化指標：輪候時間縮短了多少、供應單位增加了多少、總體入住率達到了什麼水平。這些指標當然有其價值，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地評估政策的「量」的方面。但「量」的改善，是否必然帶來「質」的提升？這個問題並不那麼顯而易見。事實上，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住房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的問題，更是一個影響身心健康、家庭關係、社會網絡的複雜問題。居住在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中的家庭，他們的生活質量是否真的得到了改善？這個問題，需要更加細緻的質性研究才能回答。
目前為止，香港關於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還相對匱乏。我們缺乏對這些居民心理健康狀況的長期追蹤，缺乏對他們社區融入程度的系統評估，也缺乏對他們子女教育成果的深入分析。這種「知識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的短視——我們急於「解決問題」，卻忘記了評估解決方案本身是否真的有效。未來，我們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監測和評估機制，不僅僅是計算「建了多少房子」，更要關心「住進去的人過得怎麼樣」。
在住房政策的討論中，兒童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群體。他們沒有投票權，沒有發言權，只能被動地接受成年人的決定。然而，住房問題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卻是深遠而持久的。當一個家庭頻繁搬遷時，兒童需要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新的學校、新的朋友。這種「持續適應」的壓力，可能導致學習成績下降、社交障礙、情感問題等一系列負面後果。更有研究表明，童年時期的不穩定居住環境，與成年後的心理健康和經濟處境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然而，在目前的房屋政策中，兒童的利益往往被置於次要的位置。政府關心的是「多少家庭獲得了安置」，卻較少關注「這些家庭的孩子是否適應新的環境」。過渡性房屋的兩年租約、簡約公屋的二十年期限——這些政策設計，對於正在成長中的兒童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是否能在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中建立安全感和歸屬感？這些問題，需要更多的關注和研究。每一個政策的決定，影響的不僅是現在的成年人，更是未來的社會成員。這個簡單的道理，似乎在住房政策的制定中被遺忘了。
對於在職基層市民來說，住房不僅僅是「住」的問題，更是「工作」的問題。許多人選擇住在市區，並不是因為「貪方便」，而是因為工作機會集中在這裡。當過渡性房屋被興建在偏遠的新界地區時，居民面臨的不僅是交通費用的增加，更是工作機會的流失。一項由社區組織協會進行的調查顯示，居住在過渡性房屋的居民中，超過三成表示因為交通費太貴而選擇減少工作時間，近兩成表示曾經因為通勤時間太長而放棄更好的工作機會。這種「住得起、賺不起」的困境，使得過渡性房屋的實際經濟效益大打折扣。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種「空間排斥」的模式，實際上在複製社會的不平等。富裕階層可以選擇住在交通便利的市區，享受優質的工作和生活資源；而基層市民則被推向偏遠的地區，每天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通勤上，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向上流動的能力。這種「貧富空間分化」的現象，是城市規劃和住房政策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提供住房」，更要考慮這些住房的位置、周邊的配套、以及對居民經濟活動的影響。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對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的成效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評估。這兩項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過渡性」——它們都是在公屋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採取的「救急」措施，而非根本性的解決方案。用一個醫學的比喻來說，它們更像是「止血帶」——可以暫時止血，但不能治癒傷口；它們更像「人工心臟」——可以維持生命，但不能恢復健康。真正的心臟，是充足的公屋供應、是合理的房屋價格、是公平的資源分配。在這個意義上，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的歷史價值，在於它們為那些正在受苦的家庭提供了一個「喘息的空間」；但它們的歷史局限，也在於它們沒有、也無法解決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
這並不是說這些政策「失敗」了，而是說我們需要對它們有更加現實的期望。它們可以幫助一部分人改善居住條件，但不能幫助所有人；它們可以縮短輪候時間的數字，但不能消除住房困難的根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這些過渡性措施上，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全面、更加長遠的房屋戰略——一個既能夠增加供應、又能夠穩定價格、既能夠照顧基層、又能夠尊重市場的綜合方案。這個方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
多年來，香港的房屋政策一直是「數字導向」的——我們討論的是供應量、輪候時間、入住率這些可量化的指標。當然，這些指標有其重要性，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追蹤政策的執行情況。但過度強調數字，也會帶來一種危險的傾向——把「手段」當作「目的」，把「統計」當作「成果」。四年半的輪候目標達成了，然後呢？三萬個簡約公屋單位建成了，然後呢？如果入住居民的實際生活質量沒有改善，如果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沒有縮小，那麼這些「數字上的成功」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或許，我們需要一種「範式轉移」——從追逐數字轉向提升質量，從關注「供給」轉向關注「需求」，從重視「硬體設施」轉向重視「軟性生活」。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問「建了多少房子」，更要問「住進去的人過得怎麼樣」；不僅要問「輪候時間縮短了多少」，更要問「等待期間居民的生活質量是否改善」；不僅要問「花了多少錢」，更要問「這些錢是否花得值得」。這種轉變，需要政府、NGO、學者和市民的共同努力。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但它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回到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一個富裕的城市，應該如何對待它最脆弱的居民？香港是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在這片繁榮的土地上，卻有數以十萬計的家庭生活在狹小的劏房中，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在公屋輪候冊上望穿秋水。這種「富裕中的貧窮」，是這座城市必須面對的道德考驗。住房不是普通的商品，它關乎人的尊嚴、人的身份、人的未來。當一個社會無法為其成員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時，這個社會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
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或許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它們至少代表了一種努力——一種不放棄最脆弱群體的努力。一個真正有良知的城市，不會把它的失敗歸咎於「土地不足」或「市場失靈」，而是會承擔起責任，為每一個市民提供有尊嚴的居住環境。這個目標，或許很遙遠，但它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因為，在最終的意義上，我們評判一個社會的標準，不是看它有多少摩天大樓，而是看它如何對待那些最弱勢的成員。這，就是「居住正義」的最終意義。
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雖然都是為了填補公屋供應缺口而設，但在性質和設計上有顯著差異。簡約公屋由政府主導興建，採用「組裝合成」技術，造價相對較低，目標是在未來五年內提供約三萬個單位，使用壽命約二十年，選址包括啟德、牛頭角等市區優質地段。過渡性房屋則主要由非政府組織營運，利用私人土地或短期租借用地興建，規模較小，通常提供一至兩千個單位，租約一般為兩至三年。簡約公屋的定位是「長期居所」，而過渡性房屋的定位是「過渡居所」，這是兩者最根本的區別。
根據房屋委員會的最新數據，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約為四點五年，逼近政府設定的目標。這個數字的計算方式，是把新申請者的預計輪候時間與現有輪候隊伍的處理時間相結合得出。政府在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四年半」的目標，承諾在二零二六至二零二七年度把輪候時間縮短至四年半以內。這個目標的實現，主要依賴於公屋建屋量的增加和「公屋提前上樓計劃」的推行。然而，這個數字只是「平均」值，實際上部分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可能更長，尤其是長者單身申請者或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庭。
根據房屋局的政策，選擇入住簡約公屋的申請者，其公屋輪候位置會被「凍結」，直至他們搬離簡約公屋為止。這意味著，在簡約公屋居住的期間，申請者的輪候時間不會繼續累積，但也不會被「插隊」。這個設計的初衷，是確保簡約公屋是一種「選擇」而非「必須」，讓申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出決定。然而，也有人批評這種安排不夠靈活——如果簡約公屋的居民在居住期間因為各種原因需要搬離，他們可能會失去之前的輪候累積時間，這是一個潛在的風險。
批評者認為過渡性房屋是「止痛藥」的主要原因，是它只解決了表面的癥狀，而沒有觸及根本的問題。首先，過渡性房屋的供應量相對於需求而言杯水車薪——目前全港只有約一萬多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而劏房住戶數以十萬計。其次，過渡性房屋的「臨時」性質，意味著居民在租約期滿後可能再次面臨搬遷的命運，缺乏長期的穩定感。第三，過渡性房屋往往位於偏遠地區，居民需要承擔更高的交通費和更長的通勤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住房條件改善的效益。因此，過渡性房屋或許可以在短期內舒緩問題，但要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住房困難，還是需要增加公屋供應和改革房屋政策。
啟德簡約公屋項目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土地用途」的問題——啟德發展區是九龍東的核心發展區域，被視為香港的「第二個核心商業區」，有意見質疑把這種「黃金地段」用於興建臨時性的簡約公屋是否「浪費」。第二是「景觀觀感」的問題——啟德簡約公屋的設計和景觀與周邊的高端住宅和商業設施形成強烈對比，有意見擔心這會造成「貧富分區」的觀感，引發社會矛盾。最終，這個項目在爭議中獲得通過，但也反映了香港房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利益博弈和價值衝突。
國際上確實有一些值得借鑒的過渡性房屋案例。荷蘭的「學生住房合作社」模式，由學生自發組織、管理和營運共享居住空間，兼顧了成本效益和社區建設。芬蘭的「住房優先」（Housing First）政策，主張先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穩定的住房，再提供配套的社會服務支持，這種「以住房為先」的思路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推廣。日本的「UR住宅」（都市再生機構），提供中長期租住的公共住宅，兼顧了品質和可負擔性。這些案例的共同特點是：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居民三方合作，把住房視為一項社會投資而非純粹的福利開支。香港或許可以從這些國際經驗中汲取靈感，發展出適合本地語境的過渡性房屋模式。
偏遠選址的過渡性房屋對基層家庭帶來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交通費用的增加——許多過渡性房屋位於新界偏遠地區，居民前往市區工作的交通費往往比在市區租屋時貴上一倍甚至更多，佔據了家庭收入的相當比例。其次是通勤時間的延長——每天兩三小時的通勤時間是常態，這不僅消耗了居民的體力和時間，也減少了他們陪伴家人、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第三是就業機會的流失——一些居民因為交通費太貴或通勤時間太長而選擇放棄更好的工作機會，導致收入無法提升。這些「隱性成本」，往往在政策評估中被忽略，但它們確實地影響著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處境。
簡約公屋的建築成本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每個簡約公屋單位的造價約為六十萬至七十萬港元，三萬個單位的總投資約為三百億港元。批評者認為，與傳統公屋相比，這個成本並不算低；而簡約公屋的使用壽命只有約二十年，之後可能需要拆卸或重建，長期成本可能更高。支持者則認為，在公屋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簡約公屋是一種「及時雨」——即使單位成本較高，但如果能夠讓居民提前「上樓」，節省下來的輪候期間的租金和社會成本，也是相當可觀的。目前，這筆「經濟帳」仍然沒有定論，需要更長時間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才能得出結論。
「告別劏房」是特區政府在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目標，承諾要「讓市民告別劏房」，通過增加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的供應，逐步改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具體策略包括：未來五年興建約三萬個簡約公屋單位、持續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以及加快傳統公屋的建屋量。然而，批評者指出，這些策略存在不少漏洞——簡約公屋的供應量相對於劏房住戶數量仍然不足、「告別劏房」的定義模糊（是否包括「納米樓」和「工廈劏房」？）、以及偏遠選址帶來的生活成本問題。更重要的是，如果公屋的整體供應量不能持續增加，即使短期內通過簡約公屋消化了一部分需求，長期而言房屋問題仍會再次浮現。因此，「告別劏房」的目標值得肯定，但目前的策略是否足夠，仍有待觀察。
從社會學和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頻繁搬遷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是「附件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觀點——穩定的居住環境是兒童建立安全感的基礎，當頻繁搬遷打破了這種穩定性時，兒童可能出現焦慮、分離恐懼和行為問題。其次是教育方面的影響——每一次轉學都意味著適應新的環境、新的老師和新的同學，這會分散兒童的學習注意力，影響學業成績。第三是社交發展的問題——穩定的社區環境是兒童學習社交技能的重要場所，頻繁搬遷會減少他們建立長期友誼的機會，影響社交能力的發展。第四是「跨代貧窮」的風險——研究顯示，童年時期的不穩定居住環境與成年後的經濟處境存在顯著相關性，可能導致貧窮的代際傳遞。這些「隱性成本」，在房屋政策的制定中往往被低估，但它們確實地影響著下一代的未來。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以下權威機構的資料和研究成果：
1.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公屋輪候冊最新數據》及年度報告（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2.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房屋局：《簡約公屋政策簡介》及進度報告（https://www.housingbureau.gov.hk）
3.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基層市民住房狀況調查報告》（https://www.soco.org.hk）
4.社會服務聯會：《過渡性房屋營運狀況研究》（https://www.hkcss.org.hk）
5.團結香港基金：《香港房屋政策研究報告》（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
6.智經研究中心：《公屋供應與房屋問題研究》（https://www.bravohk.org）
7.海德格爾：《建築、居住、思考》（Heidegger, M.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8.列斐伏爾：《城市權利》（Lefebvre, H. "Le Droit à la ville"）
9.趙永佳、葉兆輝：《香港住房與社會公平研究》（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0.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組屋政策及統計》（https://www.hdb.gov.sg）
11.維也納市政府：《社會住宅政策報告》（https://www.wien.gv.at）
12.聯合國人居署：《適足的住房權》特別報告（https://www.unhabitat.org）
13.世界銀行：《城市住房可負擔性研究》（https://www.worldbank.org）
14.Johnson, J. & Lee, M. (2023). "Housing Policy and Social Justice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聲明：本文僅供學術探討與政策分析之用，不構成任何法律或投資建議。文中涉及的數據和個案均基於公開資料整理，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住房政策和安置安排涉及複雜的法律和行政問題，讀者如需具體個案的法律協助，請諮詢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