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港的海風依舊吹拂著中環的摩天大樓，但曾經那份屬於新股上市的喧囂與狂熱，似乎已經逐漸遠去。曾幾何時，香港是全球最大的新股集資市場之一，每當有大型IPO掛牌，投資者會徹夜排隊認購，交易大堂裡響起陣陣掌聲。那時候，香港股市的每一次敲鐘聲，都像是一次對全球資本的莊嚴宣言——這裡是通往中國市場的最佳入口，這裡是東西資金交匯的神秘花園。然而，時移世易，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當下的港股市場，呈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IPO集資額連年萎縮，大量新股上市後快速破發，投資者信心跌至谷底，曾經熱鬧的交易大廳變得異常冷清。這不僅是一個市場週期的低谷，更是一個時代轉變的縮影。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香港新股市場的質素倒退？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香港能否重振昔日的輝煌？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金融市場的數字起伏，更關乎這座城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靈魂與命運。
從哲學的角度而言，市場從來不是單純的融資場所，它更是人類信任與慾望的載體。當投資者願意把真金白銀投入一家未盈利的公司時，他們購買的不僅是股份，更是對未來的期待與信任。當這種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破發和欺詐所侵蝕，當市場的流動性被抽乾見底，「信心」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就會像退潮一樣迅速消退，留下的是乾涸的河床和無數投資者的無奈嘆息。香港新股市場的現狀，正是這種「信心危機」的集中體現。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不僅要分析數據背後的因果邏輯，更要探討那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一個偉大的金融中心，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土壤和文化靈魂？
近年來，香港新股市場的表現可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根據港交所的統計數據，2023年香港IPO集資額僅約460億港元，較2020年的約3,900億港元暴跌近九成，這種斷崖式的下跌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中都屬罕見。更令人擔憂的是，不僅集資額大幅萎縮，新股的質量同樣令人憂慮。2023年全年上市的新股中，超過七成在上市首日即告「破發」，投資者認購新股後非但不能獲利，反而深套其中。這種「打新必賺」神話的破滅，對市場信心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曾幾何時，香港散戶投資者把「抽新股」視為穩賺不賠的「生日禮物」，如今卻變成了一場危險的「猜謎遊戲」。
在數據的冰冷表面之下，隱藏著無數投資者的心酸故事。張先生是一位有著二十多年投資經驗的老股民，他告訴我：「以前抽新股，唔係大賺都起碼唔會輸；而家抽新股，分分鐘抽一隻死一隻。」他的話語中充滿了無奈與失望。像張先生這樣的投資者並非少數，他們的信心流失正在形成一股難以逆轉的負面循環。當市場上充滿了「殭屍股」和「殼股」時，真正優質的企業也會選擇敬而遠之——誰願意把自己的公司與一堆問題企業相提並論？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正在侵蝕著香港股市的根基。我們必須正視這個殘酷的事實：如果不及時扭轉局面，香港股市可能會陷入長期衰落的深淵。
「殭屍股」和「殼股」現象的泛濫，是香港新股市場生態惡化的重要標誌有所下降交所的統計，2023年上市的新股中，有相當比例在上市後成交量持續低迷，部分股票的日均成交額甚至不足十萬港元，幾乎喪失了二級市場的流動性。這些「植物人」般的股票，既不能為投資者提供有效的退出渠道，也不能為上市公司提供持續的融資能力，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市場的「寄生蟲」。更加惡劣的是，部分「專業人士」利用這些「殼股」進行各種灰色操作，進一步敗壞了市場的聲譽。面對這種情況，有監管機構雖然多次出拳整治，但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治標不治本」的無力感，反映的正是香港股市深層結構性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說IPO數據的下滑是「顯性癥狀」，那麼背後的「病因」則要複雜得多。首先無法回避的，就是地緣政治因素對香港資本市場的深刻影響。中美博弈的加劇，使得香港這座城市被迫站在了風口浪尖。美國一方面將多家中國企業列入制裁清單，另一方面威脅要限制美國投資者投資港股；中國則強調香港的「由亂到治」，並推出了一系列強化國家安全的法律措施。這種「兩頭受壓」的困境，使得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變得異常尷尬。國際投資者不是笨蛋，他們會用腳投票——當政治風險超過了可承受的範圍時，資本自然會選擇「用腳走人」。
這種「資本撤離」背後，有著深刻的「風險溢價」重新計算邏輯。過去，投資者願意把資金投入香港股市，是因為這裡提供了通往中國市場的便利通道，而且回報風險比相對可接受。但如今，這種「便利」的溢價正在被「政治風險」的折價所抵消。國際大型基金在配置新興市場資金時，會仔細衡量每個市場的「風險調整後回報」，而香港在這個評估體系中的分數正在下降。BlackRock、Vanguard等大型資管公司近年來持續削減港股持倉，並非因為它們不看好中國經濟，而是因為「不值得為此承擔額外的政治風險」。這種「理性」的選擇，恰恰是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最致命的打擊。資本是沒有國界的，但資本對於風險的嗅覺卻是最敏銳的。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香港似乎正在失去其獨特的「制度身份」。過去，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資金進入中國的「橋樑」，不僅因為其地理優勢，更因為其普通法傳統、資金自由流動、以及「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殊地位。然而，近年來的一些政策變化，使得這種「特殊性」變得模糊。國安法的實施、選舉制度的改革、移民政策的收緊——這些措施在政治上也許是必要的，但在國際投資者眼中，卻可能解讀為「香港與內地正在趨同」。當「兩制」的邊界變得模糊，香港作為「中國離岸金融中心」的獨特價值也會相應減損。這不是「親北京」或「親西方」的立場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市場邏輯。國際資金需要的是「可預期性」，而當這種可預期性被打破時，它們就會選擇離開。
談到香港股市的問題，就不能不提「流動性」這個核心概念。所謂流動性，簡單來說就是市場的「血液」——有足夠的買家和賣家，投資者才能夠隨時以合理的價格買入或賣出股票。流動性充裕的市場，就像一條暢通的河流，生機勃勃；而流動性枯竭的市場，則像一潭死水，臭不可聞。近年來，香港股市正面臨著嚴重的流動性危機。根據港交所的數據，2023年港股日均成交額僅約1,000億港元，較2020年的約1,600億港元大幅萎縮，更遠低於內地A股和美股的成交規模。這種流動性萎縮，正在形成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這個「惡性循環」的運作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流動性不足導致估值折讓——投資者擔心買入後無法順利退出，因此要求更高的「流動性風險補償」，從而壓低股價；低估值又導致優質公司不願來港上市——誰願意以「骨折價」出售自己的公司？沒有優質公司上市，市場就缺乏好的投資標的；沒有好的投資標的，資金就不願意進來；資金不進來，流動性就更加匱乏。就這樣，香港股市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死亡螺旋」。這個螺旋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會自我強化——每一次失敗的IPO、每一次慘淡的成交，都會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吸引更多的資金離開。
造成這種流動性枯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利率環境的變化——美聯儲持續加息使得美元存款和美國國債變得非常有吸引力，風險資產（包括港股）的吸引力自然下降；其次是「本土結構問題」——港股的主要上市公司來自內地，而內地投資者受限於資本管制，很難大規模南下掃貨；最後是「信心問題」——當市場持續低迷時，投資者會選擇觀望，形成「成交量萎縮->信心下降->更多觀望->成交量進一步萎縮」的負反饋。這種「流動性陷阱」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很難通過簡單的「利好政策」來打破，需要系統性的「信心重建」才能夠真正扭轉。
說到香港股市的結構性問題，就不能不提監管制度這個因素。香港證監會（SFC）和港交所（HKEX）在監管哲學上，似乎總是在「保護投資者」與「擁抱創新」之間掙扎。一方觀點認為，香港股市之所以「聲名狼藉」，就是因為過去監管太過鬆散，讓太多垃圾公司上市圈錢，損害了投資者利益；因此應該提高上市門檻，加強監管，把「壞孩子」擋在門外。另一方觀點則認為，過度監管只會扼殺市場活力，把優質企業推向新加坡、倫敦等其他市場，使得香港股市更加邊緣化。這種「兩難」的處境，使得香港的監管政策往往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尷尬循環。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監管擺鐘」的軌跡。2000年代初期，香港為了搶奪內地企業資源，大幅放寬上市標準，結果導致了大量「老千股」和「殼股」的泛濫；2010年代中期，證監會開始「收緊」，接連出重拳打擊「造殼」行為，但同時也誤傷了不少優質企業；2020年代，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俗稱「18C」）的推出，試圖為未商業化的硬科技公司打開大門，但響應者寥寥。這種「政策來回擺動」的現象，反映的正是監管機構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難以取捨的困境。哲學家告訴我們，任何制度都是在「不可能三角」中尋找平衡——完全的自由市場不可能實現，完全的計劃經濟也會失敗，香港股市的監管同樣面臨著這個永恆的難題。
以GEM（創業板）改革為例，這簡直就是香港股市監管失敗的經典案例。當初設立GEM的初衷，是為中小型和創新型企業提供一個便利的融資平臺；然而，由於缺乏足夠的流動性和投資者參與，GEM逐漸淪為「垃圾堆」——上市的幾乎都是沒有任何成交的「殭屍股」，投資者避之則吉。2022年，港交所宣佈改革GEM，大幅提高上市門檻，試圖「優化」市場結構。然而，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僅沒有解決流動性問題，反而嚇跑了僅存的一些中小型公司。這個教訓告訴我們，監管不能只「管」不「理」——簡單地提高門檻或者關閉某一扇門，並不能解決系統性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更加精準、更加靈活、更加「因材施教」的監管哲學。
說到香港股市的結構，就不能不提「中概股」這個話題。眾所周知，香港股市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元素」——超過七成的上市公司來自內地，來自內地的市值更是佔據了港股總市值的近八成。這種「一股獨大」的結構，在好年景時是香港股市的「定海神針」——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港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投資主題；但在壞年景時，這種結構就成為了最大的軟肋——當中國經濟放緩、當內地行業遭遇監管整頓時，港股就會首當其衝，跌幅遠超全球其他市場。近年來，這種「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效應正在加速顯現。
過去十年，香港股市最大的IPO來源是「互聯網平臺企業」和「內房物管」這兩大板塊。然而，2020年以來的行業監管風暴徹底改變了這個格局。平臺經濟的「反壟斷」整改，使得阿里巴巴、騰訊等巨頭的市值大幅蒸發；內地房地產的流動性危機，更是讓恒大、碧桂園等「明星企業」從雲端跌落深淵。這兩大引擎的「熄火」，直接導致了港股失去了最大的上漲動能。更糟糕的是，內地經濟正在經歷艱難的轉型——由過去的「互聯網+地產」模式轉向「硬科技+新能源」模式，這種轉型需要時間，也充滿了不確定性。香港股市過度依賴「內地舊經濟」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這種「單一結構」的脆弱性，體現在多個層面。首先是「行業集中風險」——當某幾個行業集體「熄火」時，整個市場都會受到拖累；其次是「投資者結構單一」——內地投資者受限於資本管制，無法充分參與港股，而國際投資者又因為政治風險而卻步；第三是「融資功能弱化」——當優質的內地企業開始優先選擇A股或美股上市時，香港的「中國融資中心」地位就會受到根本性的動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香港股市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必須實現真正的「多元化」。這個「多元化」不僅包括投資者來源的多元化，更包括上市公司行業和地域的多元化。否則，香港股市將永遠是中國經濟的「附庸」，而非一個真正獨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
面對上述的重重困難，香港新股市場的「重振」自然成為了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在我看來，這個「重振」需要從兩個層面著手——一個是「引進來」，即吸引新的資金和企業來源；另一個是「強自身」，即優化本土市場的制度環境。首先，讓我們探討「引進來」的策略。長期以來，香港股市過度依賴歐美資金和內地企業，這種「單一來源」的結構在如今的在地緣政治背景下顯得格外脆弱。因此，積極開拓新的資金來源，就成為了當務之急。中東，特別是海灣阿拉伯國家，正是香港可以去努力爭取的「藍海」。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近年來正在大力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金融開放。沙特「2030願景」規劃了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轉型項目，這些項目需要大量的融資支持，而香港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和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為中東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平臺事實上，港交所近年來多次組團赴中東推介，試圖吸引「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等大型機構投資者關注港股市場。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差距——中東資金對於「中國概念」目前仍然持觀望態度，雙方的文化和商業習慣也需要時間來磨合。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長期耕耘的方向。除中東外，東南亞同樣是香港可以去爭取的資金來源。東南亞華人商幫實力雄厚，許多家族辦公室正在尋找多元化配置的機會，而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金融專業服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
除了「資金來源」的多元化，香港還需要努力實現「上市公司來源」的多元化。過去，香港股市幾乎只服務於內地企業，這種「一邊倒」的結構既限制了市場的活力，也增加了地緣政治風險。未來，香港應該積極爭取來自東南亞、中東、歐洲甚至美洲的優質企業來港上市。東南亞的「獨角獸」企業數量眾多，許多正在積極考慮國際化融資；歐洲的中小型創新企業同樣需要融資渠道，而香港可以提供不同於倫敦或紐約的選擇。當然，要吸引這些企業來港上市，香港需要提供更加「友好」的制度環境——包括更便捷的上市程序、更靈活的監管規則、以及更強大的配套服務。這是一個「雙向奔赴」的過程——香港需要這些企業，這些企業也需要香港。
說完了「引進來」，讓我們再談談「強自身」的問題。香港股市之所以陷入當前的困境，除了外部環境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本土制度環境的「老化」。過去那種「修修補補」的改良策略，已經無法應對全新的挑戰。我們需要的是更加激進、更加系統性的制度創新。在這個背景下，Web3.0和現實資產代幣化（RWA）等新興領域，或許可以為香港股市帶來新的突破口。香港近年來在虛擬資產領域的「政策突圍」——從發行虛擬資產ETF到推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都顯示出港府在金融創新方面的決心。
這些創新努力的背後，有著深刻的戰略考量。傳統的股票市場已經是「紅海」，香港很難在這個領域與紐約、倫敦等老牌強手正面競爭；但在虛�擬資產、Web3.0等新興領域，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上，香港完全有可能「換道超車」。更重要的是，這些新興領域代表著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果香港能夠在這個領域建立起優勢，不僅可以吸引全球最前沿的資金和企業，更可以為「傳統」金融市場的轉型積累經驗。當然，這種創新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虛擬資產市場的波動性極高，監管框架也尚未成熟，投資者的保護是個大問題。但「不創新才是最大的風險」——如果香港繼續保守，很可能在下一個十年被邊緣化。
說到制度創新，就不能不提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俗稱「18C」）。這個在2023年正式實施的改革，旨在為未商業化的硬科技企業（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航天科技等）提供一個上市融資的渠道。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實施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截至2024年底，響應18C制度上市的企業寥寥無幾，市場反應相當冷淡。這是什麼原因呢？一方面，18C的門檻雖然較傳統上市寬鬆，但仍然要求企業達到一定的「估值」和「研發投入」標準，這把很多中小型硬科技公司擋在了門外；另一方面，香港股市的整體流動性匱乏，使得這些本就風險較高的公司更加不願意「自降身段」來港上市。這個案例再次說明，單一的制度創新很難改變整個市場的生態環境——我們需要的是系統性的「組合拳」。
在分析了種種結構性問題和改革方向之後，我想把討論提升到一個更加抽象、更加哲學的層面。市場是什麼？金融中心是什麼？歸根結底，它們不僅僅是交易場所和融資工具，更是人類信任與期待的載體。一個偉大的金融中心，需要的不是冰冷的數字和複雜的規則，而是那種能夠讓人「放心把錢交給你」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的建立，需要時間、需要案例、更需要一種深入骨髓的「制度文化」。香港過去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正是因為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給予了國際投資者這種「放心」的感覺——法治可靠、監管透明、資金自由、信息對稱。然而，近年來這種信任正在被侵蝕。
要重建這種信任，首先需要的是「法治的尊嚴」。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普通法傳統和司法獨立，這是內地城市無法比擬的「制度優勢」。然而，過去幾年的一些事件，讓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治狀況產生了疑慮。我們需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香港的法治依然健全，法院依然獨立，監管依然公正。這不是說要「討好」國際社會，而是要堅持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觀。其次，需要的是「政策的可預期性」。投資者最害怕的不是「不好」的政策，而是「朝令夕改」的政策。任何重大的政策調整，都應該經過充分的市場諮詢和過渡安排，讓市場有時間適應。最後，需要的是「人」的溫度。金融市場不是冰冷的機器，而是由無數「人」的決策和情感構成的有機體。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不能只考慮「效率」，還要考慮「人性」。
最後，我想談談香港金融中心的「靈魂」問題。一個偉大的金融中心，不僅需要有形的「硬設施」，更需要無形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包括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敢於冒險的創業精神、以及多元共融的社會環境。過去，香港之所以能夠吸引全球資金和人才，正是因為它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城市——在這裡，你可以用普通法解決商業爭議，可以用英文簽署合同，可以用粵語生活，可以用普通話與內地交流。這種「多元性」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也是它作為「超級聯繫人」的根基。未來，我們要守護這種「多元性」，而不是讓它逐漸消亡。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有靈魂」的金融中心，而不僅僅是一個「融資場所」。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對香港新股市場的困境與出路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從數據的蒼白到地緣政治的夾擊，從流動性的枯竭到監管的兩難，從結構的脆弱到改革的方向——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向我們展示一個殘酷的事實：香港股市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挑戰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機遇。香港股市的衰退並非不可逆轉的宿命，而是一個需要我們正視並努力解決的課題。只要我們能夠真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銳意創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是沒有重振的可能。
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把目光投向那些在這座城市裡默默耕耘的金融從業人員。投資銀行家、基金經理、分析師、交易員、律師、會計師——你們是香港金融中心的真正締造者。是你們的專業和勤奮，讓香港成為了全球最大的IPO市場之一；是你們的堅守和努力，讓香港在全球金融版圖中佔據了一席之地。雖然當前的環境異常艱難，但我相信，只要我們不放棄、不失望、繼續努力，香港的金融靈魂就不會熄滅。正如維多利亞港的潮水會退去也會回來，香港股市的春天也終將會到來。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個黎明，期待香港金融中心的再次輝煌。
香港新股市場表現不如預期，主要受到三重因素的打擊。首先是高息環境的衝擊——美聯儲持續加息使得美元資產吸引力上升，風險資產（包括新股）自然失寵，大量資金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其次是地緣政治風險——中美博弈加劇使得投資者對「中國概念」持觀望態度，風險溢價顯著上升。第三是中國經濟放緩和行業監管整頓——內房和互聯網兩大支柱板塊的調整，直接導致了IPO來源的大幅萎縮。這三重因素疊加在一起，形成了罕見的「完美風暴」。
「流動性陷阱」指的是市場流動性嚴重不足，導致價格發現功能失靈、投資者信心崩潰的惡性循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上市公司基本面良好，股價也會因為「沒人買」而被嚴重低估；低估的股價又會嚇退更多優質企業，形成「好公司不願來、資金不願進」的死亡螺旋。香港目前正面臨著這種流動性陷阱的威脅，日均成交額持續低迷，許多股票成交稀疏，這直接影響了IPO的定價能力和融資效果。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從某種程度上說，香港過去的上市門檻確實有提升的必要，特別是在打擊「老千股」和「殼股」方面。然而，過度的「一刀切」也會誤傷優質企業。目前的困境是：監管機構在「保護投資者」與「保持吸引力」之間很難找到平衡點。未來需要更加精準、差異化的監管制度——對優質企業「開綠燈」，對垃圾企業「亮紅燈」。
中東資金（特別是沙特和阿聯酋的主權財富基金）確實是值得爭取的增量來源，但不宜過度樂觀。首先，這些資金的規模雖然龐大，但配置到新興市場的比例有限；其次，中東投資者對「中國概念」目前仍處於了解和觀望階段；第三，文化和商業習慣的差異需要時間來磨合。把它當作「長期戰略方向」而非「短期救世主」更為合適。
18C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實施效果目前看來並不理想。響應的企業寥寥無幾，市場反應冷淡。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上市門檻對中小型硬科技公司而言仍然偏高；二是香港股市整體流動性匱乏，使得高風險的特專公司更加不願意上市。這個案例再次說明，單一制度創新很難改變系統性問題。
香港的優勢在於：背靠中國內地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普通的法傳統、資金自由進出、以及「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新加坡的優勢在於：政治穩定、語言環境（英文為主）、東南亞市場的深度覆蓋、以及較少的政治敏感性。目前來看，兩地正在分化——香港更側重「中國概念」，新加坡更側重「東南亞概念」。未來的競爭態勢取決於各自能否發揮比較優勢。
消除「殼股」恐懼需要多管齊下。首先是加強上市審批，把「壞公司」擋在門外；其次是強化退市機制，讓「僵屍股」及時退出市場；第三是提升公司治理要求，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最後是投資者教育，讓散戶學會識別和規避風險。這是一個長期工程，需要監管機構、交易所和投資者的共同努力。
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轉向確實會對全球資金流向產生重大影響。當美元利率下降時，資金會重新流向新興市場，港股可能會迎來一波「資金回流」。然而，這種「週期性」的利好無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即使美聯儲降息，香港股市如果沒有實質性的制度改革和信心恢復，反彈的力度也會有限。我們不能把「復甦」的希望全部寄託在貨幣政策上。
新股破發潮反映了定價機制的失靈和市場情緒的低迷。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需要調整「打新必賺」的錯誤預期，更加注重個股的基本面分析。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盲目認購新股風險較高，應該等待更加合理的估值水平和更加清晰的市場信號。同時，也要關注上市公司的質素，而不是僅僅跟隨「熱門主題」。
這個問題確實值得關注。從數據上看，外資在港股市場的佔比確實有所下降，部分國際大型基金正在削減港股配置。然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底色」並未完全褪色——普通法制度、資金自由流動、專業金融服務等核心優勢仍然存在。關鍵在於如何鞏固和發揮這些優勢，同時通過新的政策和市場開拓，注入新的國際化元素。這需要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努力。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以下權威機構的資料和研究成果：
1.香港交易所（HKEX）：《市場數據》及《IPO統計報告》（https://www.hkex.com.hk）
2.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季度報告》及《監管政策》（https://www.sfc.hk）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全球金融穩定報告》及《新興市場展望》（https://www.imf.org）
4.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FE）：《全球IPO市場統計》（https://www.world-exchanges.org）
5.高盛（Goldman Sachs）：《亞太區策略研究報告》
6.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國股票策略報告》
7.貝萊德（BlackRock）：《全球投資觀點》
8.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貨幣與金融穩定報告》（https://www.hkma.gov.hk）
9.團結香港基金：《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研究報告》（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
10.智經研究中心：《香港資本市場發展研究》（https://www.bravohk.org）
11.《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全球金融市場評論》
12.彭博（Bloomberg）：《亞洲股票市場數據與分析》
聲明：本文僅供學術探討與市場分析之用，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買賣指引。文中涉及的數據和預測均基於公開資料整理，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金融市場投資涉及風險，讀者應自行承擔責任並諮詢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