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維多利亞港，璀璨的都市燈火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彷彿為這座城市披上了一襲華麗的絲絨披肩。在中環某棟金融大樓的玻璃窗前，三十二歲的陳先生靜靜地望著這片美景，手中握著已經冷卻的咖啡。六年了，自從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到香港，他已經在這座城市工作了整整六年。從一開始的「先看看」，到現在的「已經習慣」，他以為自己已經融入了這裡的生活。然而，當同事們用廣東話開著玩笑、他卻只能陪著微笑時；當節日期間父母從深圳打來電話、問他「什麼時候回來」時；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心裡始終存在著一個模糊的灰色地帶——他究竟算不算是一個「香港人」？
這個問題不僅僅困擾著陳先生一個人。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數據，透過各類人才輸入計劃來港的內地人士已累計達到數十萬人。他們懷揣著不同的夢想、不同的期望，來到這座被稱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城市，尋找事業發展的機會。然而，當物理意義上的遷徙完成之後，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更加漫長、更加艱辛的心理旅程——如何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曾經提出過「陌生人」（The Stranger）的概念，描述那些「身處其中卻又不完全屬於這裡」的人群狀態。這種存在於「內」與「外」之間的張力，正是每一位內地來港人才內心深處最真實的心理寫照。
本文旨在透過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視角，深入探討這一群體的身份認同轉變歷程。我們將從「過客」的初始畫像談起，分析他們在文化適應過程中面臨的種種挑戰，探尋那些促成身份轉變的關鍵轉折點，並最終思考：在這個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時代，「香港人」這個身份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數十萬人命運的社會學議題，更是一個關於人類歸屬感的哲學追問。當全球化讓人口流動變得稀鬆平常，我們每一個人，或許都正在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異鄉人」。
當內地人才第一次踏足香港這片土地時，他們所面臨的首要挑戰，往往不是生存問題，而是語言帶來的隔閡。廣東話，這門在內地教育體系中幾乎不被重視的地方語言，卻是香港社會日常交流的主要媒介。走在旺角的街頭，茶餐廳的夥計用飛快的廣東話詢問「先生要啲咩？」；乘坐地鐵時，車廂內的廣播首先是粵語、然後是普通話、最後是英語——這種語言的優先排序，無形中傳遞著一種隱性的社會信號。對於許多初來乍到的內地人才而言，他們能聽懂普通話，卻在廣東話的浪潮中變成了「聽不懂的局外人」。這種語言上的障礙，不僅是溝通工具層面的問題，更是身份認同的象徵性門檻——當你無法用這裡的語言表達自己時，你很難真正成為「這裡的人」。
除了語言，空間的變化同樣衝擊著內地人才的心理防線。香港是全球居住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納米樓」、「劏房」等獨特的居住形態，對於習慣了內地寬敞住房的人才們而言，無疑是一種空間上的「壓縮體驗」。那位曾經在內地城市住著三房兩廳的年輕專業人士，如今可能蝸居在僅有百餘平方英尺的劏房中，每晚聽著鄰居的水管聲音入睡。這種物理空間的壓縮，會逐漸延伸到心理層面——當一個人連自己的私人空間都無法確保時，那種「不安定感」會如影隨形地陪伴著他的日常生活。更何況，香港的高租金向來是「全球知名」，許多內地人才將大量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這種經濟壓力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持續的心理負擔。
在社交層面，內地人才在港初期往往會不自覺地形成一個「同溫層」。他們傾向於居住在內地人聚居的社區（如荔枝角、葵涌一帶），在社交媒體上加入「港漂」群組，周末與同樣來自內地的朋友聚會。這種「同鄉抱團」的現象，是人類面對陌生環境時的自然反應，也是文化適應過程中的必經階段。然而，這種社交模式的弊端在於：它雖然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感，卻也在無形中豎立起一道「隱形的玻璃門」——門內是熟悉的鄉音和口味，門外是陌生的香港社會。許多內地人才在港多年，朋友圈子仍然僅限於「港漂」群體，與本地香港人的交集十分有限。這種社交上的「閉環」，正是「過客心態」的典型表現——他們在物理上已經在這裡生活和工作，但在心理上仍然停留在「準備離開」的狀態。
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曾經提出「閾限」（Liminality）的概念，用以描述個體在兩個穩定狀態之間的過渡階段。內地人才來港後的身份認同過程，正是一個典型的「閾限期」——他們已經離開了內地的「舊常態」，卻尚未完全融入香港的「新常態」。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階段中，文化衝擊與自我懷疑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段艱難的心理掙扎歷程。
職場文化差異是這段掙扎中最為明顯的表現之一。內地與香港雖然僅一河之隔，但在工作文化上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香港的職場環境深受西方影響，強調效率、專業界線分明、工作與生活界限清晰；而內地的職場文化則往往更加注重人情關係、服從權威、「搏到盡」的工作態度。當習慣了「狼性文化」的內地人才來到香港，他們可能會對本地同事「準時收工」的生活態度感到不解，會對無法「搞定」某些「應該很容易」的事情感到挫敗，甚至會因為「表現太積極」而被同事視為「破壞規矩」。這種文化上的「摩擦」，不僅發生在工作場景中，更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整體評價。
與此同時，刻板印象的雙向凝視也是造成心理壓力的重要來源。在香港的媒體敘事中，「內地人」有時會被簡單地與「搶資源」、「不守規矩」、「水貨客」等負面標籤聯繫在一起。雖然這種標籤化並非普遍現象，但它的存在卻讓許多內地人才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隱性的排斥。當他們在餐廳用普通話點餐時，服務員的態度可能會突然變得冷淡；當他們在公共場所說話大聲時，周圍投射過來的目光中帶著不加掩飾的不耐煩。這種「被凝視」的經歷，會逐漸激發起內地人才的防禦機制——有些人會變得更加沉默、更加低調，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行為；有些人則會產生對抗情緒，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對待。無論是哪種反應，這些情緒都在無形中加深了他們與這座城市之間的心理距離。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存在意義上的焦慮。許多內地人才在港多年後，開始問自己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是誰？」這不是一個關於國籍或戶籍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存在意義的哲學追問。他們在內地的親友眼中，已經成為「去了香港的人」；他們在香港的同事眼中，卻仍然是「內地人」。這種「兩邊都不完全接納」的狀態，會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不存在感」——彷彿自己是一個漂浮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幽靈」，哪裡都不真正屬於。這種存在主義式的焦慮，往往比實際生活中的種種不便更加令人煎熬。
身份的轉變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某一個或某幾個「關鍵事件」的觸發下，逐漸完成的質變。對於許多內地人才而言，讓他們從「過客心態」轉變為「參與者」的，往往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意義深遠的日常經歷。
參與本地社區活動，往往是第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或許是參加了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第一次為社區公共事務投出自己的一票；或許是參加了端午節的龍舟競渡，與本地居民並肩劃槳、揮灑汗水；或許是在颱風「山竹」過後，與鄰居們一起清理街道上的倒塌樹枝。這些看似平凡的共同經歷，會在潛意識中逐漸建立起「我屬於這裡」的歸屬感。當一個人開始關心這裡的天氣、交通、社區事務，開始為這裡的喜怒哀樂而動容時，他與這座城市之間的連結就已經悄然建立了。
語言的突破同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許多內地人才回憶說，讓他們真正感覺「融入」香港的瞬間，往往是他們第一次用不太標準的廣東話與本地人「吹水」（閒聊），或者在會議中用粵語表達自己的觀點，贏得同事們的點頭認可。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當你能夠用這裡的語言開玩笑、抱怨、表達情感時，你實際上是在使用這裡的「文化密碼」，而這種行為本身就標誌著身份認同的深刻轉變。當然，語言的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完美。重要的是那種「願意嘗試」的姿態，以及在嘗試過程中收獲的來自本地社會的正向回應。
家庭因素，特別是子女在港的教育經歷，往往是加速父母身份轉變的重要催化劑。許多內地人才當初來港的動機之一，正是為了讓子女接受香港的教育。然而，當子女們在港的學校裡學會了廣東話、交到了本地朋友、開始用「我哋香港」來描述自己的生活時，父母們會驚訝地發現：子女的「香港化」速度遠超自己的想像。有時候，反而是父母需要透過子女來理解這座城市——子女帶回家的流行文化、社交習慣、甚至對這座城市的「吐槽」，都在無形中拉近了父母與香港的心理距離。當父母開始參與子女學校的家長會、開始與其他香港家長交流育兒經驗時，他們實際上已經被納入了這座城市的社會網絡之中。
社會心理學家亨利· Tajfel 和 John Turner 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為我們理解內地人才的身份轉變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根據這一理論，個體的自我概念不僅來源於個人特質，更來源於其所屬的社會群體。當人們將自己歸入某個群體時，會自動產生「群體內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同時對「群體外」（outgroup）產生一定的心理距離。對於內地人才而言，他們需要處理的，正是如何在「內地人」與「香港人」這兩個群體身份之間進行協商與整合。
加拿大心理學家約翰·貝瑞（John Berry）提出的文化適應模型，為這種身份協商提供了四種可能的策略。第一種是「整合」（Integration）——保留原有文化的同時，也積極接納主體社會的文化價值。這是目前大多數成功適應的內地人才所選擇的路徑。他們仍然保留著對家鄉美食、春節團聚等文化傳統的熱愛，但同時也接受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專業主義、效率至上等核心價值觀。他們不會因為自己「仍然是中國人」而感到羞恥，也不會因為「不像香港人」而感到焦慮。這種「兩邊都沾」的狀態，恰恰是多元身份的和諧共存。
第二種是「同化」（Assimilation）——完全放棄原有文化，全面接納主體社會的生活方式。這種策略在某些群體中確實存在，特別是那些年輕時就來港、接受了完整香港教育的新移民子女。然而，對于成年后才來港的人才而言，完全的同化往往是不現實的——他們的根深植于內地的文化土壤中，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徹底抹去那些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記。
第三種是「分離」（Separation）——堅持原有文化，與主體社會保持距離。這是那些始終保持「過客心態」的人群所選擇的策略。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與香港社會保持著表面的、交易性的關系，卻拒絕在情感上真正投入。第四種是「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既無法保留原有文化，也無法融入主體社會，處於一種「兩頭不到岸」的尷尬處境。這是最為悲劇性的一種狀態，往往伴隨著強烈的身份困惑和心理困擾。
值得強調的是，身份的「融合」並不意味著「消滅」其中一方的文化認同。相反，它是一種「1+1>2」的增值過程。內地人才同時擁有「了解內地」與「了解香港」的雙重優勢，這種「超級聯繫人」的特質，不僅對他們的個人職業發展大有裨益，更對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樞紐角色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當一個內地人才既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話與內地客戶洽談，又能在香港的商業環境中如魚得水時，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兩地之間」的寶貴橋樑。
「什麼是香港人？」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回顧香港的歷史，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有新移民加入、不斷進行文化混合的社會。從戰後大量來自內地的移民，到七八十年代越南華人的湧入，再到回歸後內地人才的南下，「香港人」這個身份本身就承載著豐富的移民記憶。在這個意義上，「本土」與「外來」之間的界限，其實遠比許多人想像的更加模糊。
從本質上講，「香港人」身份的核心要素從來不是血緣或出生地，而是基於一種契約精神與生活方式的認同。那些在這裡遵守法律、勤勉工作、尊重多元價值的人，無論其原籍何處，都有權利被稱為「香港人」。這種定義方式，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會的移民融入邏輯一脈相承。來到紐約的義大利裔移民後代會說「我是紐約人」，來到倫敦的印度裔家庭的孩子也會說「我是倫敦人」——他們並不否認自己的血統淵源，但他們同樣為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感到自豪。香港的情況與此類似，「新香港人」並非要「取代」原有的香港人，而是要與原有的香港人共同構成這座城市更加多元的光譜。
從哲學的視角來看，身份本身就是一種「流動的盛宴」（借用海明威的話）。法國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概念，對於理解這種身份轉變特別有幫助。「第三空間」指的是在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形成的既非此亦非彼、而是「兼而有之」的獨特文化地帶。內地人才在港的身份認同，正是在「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之間創造的一種「第三空間」——他們既不是單純的「內地人」，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香港人」，而是一種全新身份的探索者和建構者。這種身份的「生成」（Becoming）過程，比最終「是什麼」（Being）的狀態更加重要、更加有生命力。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流動性已經成為常態而非例外。鮑曼（Zygmunt Bauman）所描述的「流動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佳寫照——邊界日益模糊，身份日益多元，歸屬日益可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是哪裡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已經不再那麼重要。更加有意義的問題是：「我在哪裡能夠實現自己的價值？」、「我為這片土地貢獻了什麼？」、「這座城市對我意味著什麼？」當內地人才不再糾結於「我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的二元問題，而是開始思考「我在香港可以做些什麼」的建設性問題時，他們的身份認同就已經邁向了一個更加成熟、更加健康的階段。
在這段漫長的身份認同旅程的終點，我們或許可以對那些正在經歷類似掙扎的人們說：歸屬感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自己爭取的。當你第一次用不太標準的廣東話向茶餐廳的夥計點餐時，當你在颱風過後與鄰居一起清理家園時，當你看到子女在港的學校裡快樂成長時，你與這座城市之間的連結就已經在悄然建立。這種連結不需要轟烈壯觀的宣誓，它滲透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清晨的一杯港式奶茶、傍晚下班時分的一抹維港夕照、深夜加班後路邊的一碗車仔麵。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累積起來，就是歸屬感的全部意義。
對於香港這座城市而言，內地人才的到來不僅是人力資源的補充，更是城市生命力的延續與更新。每一個從內地來到香港的人才，都攜帶著不同的文化基因、不同的生活經驗、不同的夢想與期待。他們與這座城市之間的互動，不僅是單向的「融入」，更是雙向的「重塑」。香港之所以能夠在過去一百多年裡屢屢度過難關、持續煥發活力，靠的就是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未來，這種包容精神將繼續引領香港書寫新的篇章——一個由「新舊香港人」共同編織的多元未來。
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那位陳先生。六年後的某一天，當他再次站在維多利亞港畔，望著對岸的都市燈火時，他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曾經那種「不知自己屬於哪裡」的迷惘，已經逐漸被一種「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從容所取代。他仍然會在節日期間回深圳與父母團聚，仍然會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內地的動態，但他的生活重心已經不可逆轉地移向了香港。他有了自己的香港同事朋友，有了自己熟悉的街巷商鋪，有了自己在這座城市中的生活軌跡。這種「心安」的感覺，或許就是身份認同最真實的寫照——它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宣示，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狀態。
願每一個在路上的「港漂」，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心安之所。願這座城市能夠繼續張開懷抱，迎接每一個願意在此耕耘的靈魂。歸屬，從來都不是終點，而是一場永不停歇的旅程。
一、內地人才在香港最常遇到的文化衝擊是什麼？
內地人才來港後最常遇到的文化衝擊主要體現在幾個層面。首先是語言環境的轉變——廣東話作為主要社交語言，與內地普通話環境存在顯著差異，這種「聽不懂」的日常體驗會造成持續的心理壓力。其次是職場文化的差異——香港職場強調專業界線、工作生活平衡，與內地「搏到盡」的工作態度形成對比，需要時間適應。第三是社交方式的不同——香港人普遍注重個人空間和隱私，與內地較為親密的社交習慣有所差異。第四是生活節奏的調整——香港節奏快速、競爭激烈，對於希望平衡生活的人才而言需要重新尋找節奏。這些衝擊通常在來港後的半年到一年內最為明顯，隨著時間推移和經驗累積，會逐漸緩解。
二、從心理學角度，如何定義「港漂」的歸屬感缺失？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港漂」的歸屬感缺失主要體現在「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困惑上。根據塔吉費爾和特納的社會認同理論，個體透過所屬群體來定義自我，當這種群體歸屬感受到威脅或不確定時，就會產生身份焦慮。內地人才面臨的困境在於：他們在內地親友眼中是「去了香港的人」，在香港社會中又被視為「內地人」，這種「雙重邊緣化」會導致強烈的「不存在感」。此外，未能建立穩定的社交網絡、缺乏本地文化認同、語言障礙造成的溝通困難等因素，都會加劇這種歸屬感的缺失。心理學上，這種狀態被稱為「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是文化適應失敗的一種表現。
三、學習廣東話對身份認同的轉變有多大影響？
學習廣東話對於內地人才的身份認同轉變具有關鍵性的作用。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認同的核心載體。當一個內地人才開始學習並使用廣東話時，他在無形中就已經在向這座城市「靠近」。研究顯示，語言能力的提升與歸屬感的建立呈正相關——能夠用粵語進行日常交流的人才，其身份認同的轉變速度通常快於那些始終停留在普通話環境中的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必須達到母語水平才能被接納，而是那種「願意嘗試」的姿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香港社會對於努力學習粵語的內地人士通常持正向態度，這種正向回應會進一步強化學習者的歸屬感。
四、「過客心態」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職業發展？
「過客心態」對職業發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首先，在職業選擇上，過客心態者往往傾向於選擇「賺快錢」的崗位，而非需要長期投入的事業，因為他們的規劃中並未將香港視為「長久之地」。這種短視可能導致錯失重要的發展機會。其次，在職場人際關係上，過客心態者可能較少投資於建立深厚的本地人脈網絡，這對未來的職業晉升和事業拓展都是不利的。第三，在專業技能提升上，他們可能會傾向於只做「分內事」，而非主動承擔更多責任，從而錯失學習和成長的機會。簡而言之，當你把自己當作過客時，這座城市也會以「過客」的方式對待你——你得到的機會和資源，自然也會相應減少。
五、什麼是「新香港人」？這個定義包含哪些價值觀？
「新香港人」指的是通過各類人才輸入計劃來港、逐漸在港建立起穩定生活和工作身份的內地人士群體。這個群體的價值觀特點包括：開放包容的文化態度——願意了解和接納香港的多元文化；務實進取的工作精神——繼承了內地人才的勤勉特質，同時適應了香港的專業環境；雙重語言能力——通常能夠使用普通話和粵語，部分人士還具備英語能力；跨境視野——由於同時了解內地和香港，成為連接兩地的天然橋樑。值得注意的是，「新香港人」並非要「取代」原有的香港人，而是要與之共同構成這座城市更加豐富的多元光譜。
六、子女在香港讀書是否有助於父母建立對城市的歸屬感？
子女在港讀書對父母的身份認同轉變具有顯著的催化作用。當子女進入香港的學校系統後，父母會被動地進入香港的社會網絡——他們需要與老師溝通、與其他家長交流、參與學校活動等。這種「被動社交」往往會打開父母接觸香港社會的大門，讓他們有機會認識更多的本地居民。此外，子女在港的成長經歷也會成為父母的情感連結點——看著孩子在這座城市學習、玩耍、交朋友，父母會自然地對這座城市產生「第二故鄉」的情感。更重要的是，當子女逐漸「香港化」時，父母會感受到一種「被拉著成長」的動力，這種動力會推動他們更快地適應和融入。
七、社會認同理論如何解釋移民的心理過程？
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1979）為理解移民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據這一理論，個體透過將自己歸入特定的社會群體來建構自我概念，這些群體包括國籍、民族、職業、社區等。當人們移民到一個新環境時，必須面對原有身份群體與新環境身份群體之間的協調問題。理論提出了四種適應策略：整合（同 時保留原有文化和接納新文化）、同化（放棄原有文化、全面融入新文化）、分離（堅持原有文化、與新文化保持距離）、邊緣化（兩種文化都無法融入）。研究顯示，「整合」策略通常帶來最佳的心理適應結果，而「邊緣化」則與較差的心理健康狀況相關。
八、與紐約或倫敦相比，香港的移民融入過程有何特殊性？
香港的移民融入過程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既有共性，也有其獨特性。共性在於：都存在「同鄉社區」的聚集現象、都面臨語言文化的適應挑戰、都需要時間建立新的社交網絡。特殊性在於：首先，香港面積狹小、人口密集，居住空間的壓力對移民的心理影響更為直接。其次，香港的「兩文三語」環境（中文、英文；粵語、普通話、英語）使得語言學習的路徑更加多元。第三，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使得內地移民的文化背景與本地社會存在更深層的淵源與張力。第四，香港缺乏完善的移民社會福利支援體系，移民在「搵食」方面需要更多依靠自己。總體而言，香港的移民融入是一個更加快速、但也更加需要個人主動性的過程。
九、內地人才如何平衡「保留原有文化」與「融入香港社會」？
平衡原有文化與新環境文化的關鍵，在於採用「整合」（Integration）的適應策略。這意味著：保留對原有文化的熱愛和認同——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照常慶祝，對家鄉美食的喜愛不必刻意壓抑；同時積極接納香港的文化價值——學習粵語、了解香港的歷史文化、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具體實踐上，可以嘗試以下方法：在家庭內部保持原有的文化傳統，在公共場合則使用當地的社交規範；與內地朋友保持聯繫的同時，也主動結識香港本地朋友；將自己視為「文化的橋樑」而非「文化的受害者」。這種「兩邊都沾」的狀態，不僅不是問題，反而是一種難得的優勢。
十、對於剛來港的人才，有哪些心理建設的建議？
對於剛來港的內地人才，以下心理建設建議或許有所幫助。首先，接納「不舒適感」是正常的——文化適應需要時間，初期的不適應和困惑是自然現象，不必過度焦慮。其次，主動走出「同溫層」——雖然與同胞交往是重要的情感支持，但也應嘗試結識本地香港朋友，擴大社交圈子。第三，保持學習的心態——無論是語言還是職場文化，每天的進步都會增強自信。第四，建立「日常儀式」——找到自己在香港的「小確幸」，無論是一間喜歡的茶餐廳，還是一條喜歡的步行道，這些日常的小美好會逐漸累積成歸屬感。第五，給自己時間——身份認同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需要急於求成。記住，你不是一個人在經歷這一切。
1.Berry, J.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1), 5-34.
2.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3.Simmel, G. (1908).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Duncker & Humblot.
4.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5.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6.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Aldine Publishing.
7.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統計數據。https://www.immd.gov.hk/
8.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香港社會指標研究報告》。
9.香港中華總商會。《內地來港人才生活狀況調查》。
10.李明堃、黃兆光。《香港社會階層與流動》。商務印書館。
本文旨在從社會學與心理學角度分析內地來港人才的身份認同轉變歷程，並非對任何政策或政治立場的表達。如需更深入的心理輔導或社會服務支援，建議諮詢專業的社工或心理輔導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