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維多利亞港依舊波光粼粼，但對於在香港島北角一間公營小學任教超過二十年的陳老師而言，這座城市的教育風景已經變得越來越陌生。曾幾何時，她的學生來自於五湖四海——木匠的兒子、醫生的千金、餐館老闆的孫女，大家在同一間教室裡共用教材、分組討論、一起長大。然而如今，當她走進教室環顧四周，發現孩子們的臉孔越來越單一——那些來自基層家庭的身影，似乎正在逐漸從這所原本普通的公營小學中消失。他們去了哪裡？答案似乎寫在越來越多的直資學校招生廣告中，寫在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一條龍」升學保證中，也寫在許多父母焦慮的眼神裡。陳老師不禁自問：教育，這個曾經被視為打破階級固化最有力工具的神奇殿堂，如今是否正在變成一種只有有錢人才能夠享受的昂貴消費品？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那麼非黑即白。但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學問題：教育究竟是更加根本的哲什麼？它應該是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由社會共同承擔成本、共享成果？還是一種私人商品（Private Good），遵循「一分錢一分貨」的市場邏輯？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實際上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教育券、直資學校、以及整個教育資源分配的制度設計。當香港社會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時，無數家庭正在經歷著真實的焦慮與掙扎——他們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夜不能寐，為了籌措學費而節衣縮食，為了搶佔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而使出渾身解數。這種種人間百態，或許比任何政策文件都能夠更加生動地揭示問題的實質。
回溯歷史，香港的直資學校（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制度誕生於1991年，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什麼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對多元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長。傳統的官立和資助學校（即「官津學校」）雖然提供了穩定的教育服務，但在課程設計、收生方式、資源配置等方面顯得過於僵化，難以滿足不同階層家長的差異化需求。在這種背景下，港英政府推出了直資計劃，允許一批學校在接受政府按學生人數發放津貼的同時，收取學費並享有更大的課程自主權。這個設計的初衷，是希望透過市場機制的引入，促進教育多元化，讓不同類型的學校能夠百花齊放，同時也為政府減輕財政壓力。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往往是骨感的。三十多年過去了，直資學校制度的發展軌跡，與當初設計者的預期出現了相當大的偏差。
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多元化」願景，漸漸異化成為某種「貴族化」的標誌。根據教育局的最新數據，目前全港約有八十多間直資中小學，每年收取的學費從數萬到數十萬港元不等，這些數字對於普通家庭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曾幾何時，直資學校的出現是為了給予家長更多的選擇權，讓孩子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天賦選擇適合的學校；但時至今日，這種「選擇權」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富裕家庭的專屬權利。一個年收入不到五十萬港元的家庭，要如何負擔每年十幾二十萬的學費？就算勉強湊齊了學費，那些昂貴的遊學團、課外活動、補習費用難道就能夠視而不見嗎？這種制度設計上的「善意初衷」與「現實效果」之間的巨大落差，正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檢視和反思的問題。當教育成為了一種市場上的「商品」，那些「買不起」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難道就應該被排斥在「優質教育」的大門之外嗎？
說起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就不能不提上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論。這位自由市場的堅定擁護者認為，傳統的政府直接資助學校模式存在著嚴重的效率問題——錢給了學校，但家長和學生作為「消費者」卻沒有選擇權，只能「被安排」入讀指定的學校。佛里德曼主張，與其把錢給學校，不如把「教育券」發給家長，讓他們可以用這張券自由選擇任何符合標準的學校，學校則憑券向政府兌換資金。這樣一來，學校為了爭取學生，就必須提升教育質量；家長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會更加積極地參與選擇。這個邏輯聽起來似乎完美無缺——它把市場競爭的「看不見的手」引入了教育領域，理論上可以同時實現「效率提升」和「消費者賦權」的雙重目標。
香港的學券制主要體現在學前教育領域。自2007年起，特區政府向符合資格的學前教育學生發放「學券」，家長可以使用學券支付部分學費，旨在減輕家庭的教育負擔並提升學前教育的整體質素。這個政策的初衷同樣是良善的——通過「錢隨人走」的模式，激發幼兒園之間的競爭，從而提升整體教育質量。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首先，學券的面值是否能夠跟上通貨膨脹和租金上漲的步伐？許多私立獨立幼兒園在學券面值不足以覆蓋成本的情況下，只能不斷調升學費，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其次，學券制是否真的賦予了基層家長「選擇權」？現實是，很多基層家長既沒有時間精力去比較不同學校的優劣，也沒有經濟能力應付學券之外的「差額」，所謂的「選擇自由」實際上只是一種形式。第三，學券制是否真的提升了教育質量？一些批評者指出，幼兒園為了迎合家長的「功利心」，反而忽略了幼兒成長中更加重要的情感發展和創造力培養。可以說，學券制的種種問題，正是「市場化教育改革」固有矛盾的縮影——當教育被簡化為一種「消費」，其本質意義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扭曲和遺忘。
要理解直資學校制度的複雜性，我們必須首先釐清其獨特的財政模式。根據教育局的安排，直資學校每年會收到政府按學生人數發放的津貼，這筆錢的計算方式與官津學校大致相同，理論上足以覆蓋學校的基本運作成本。同時，直資學校又被允許收取學費，這筆學費收入完全由學校自行支配，不受政府監管。這種「雙軌制」的設計，意味著直資學校實際上享有一種「雙重補貼」——既拿了政府的公共資源，又從家長口袋裡收取額外費用。這個安排在當初設計時，或許是希望讓直資學校能夠「以公助民」，提供比一般公營學校更加優質的教育服務；但在實際運作中，它卻逐漸演變成為一種資源向富裕家庭傾斜的制度性安排。
讓我們用一些具體的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根據某教育團體的調查研究，直資學校所獲得的政府津貼，實際上與一般資助學校相差無幾，但因為可以收取學費，其總體資源往往是後者的數倍甚至十數倍。這些額外的資源，使得直資學校能夠聘請更多的外籍教師、購置更先進的教學設備、舉辦更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建設更完善的校園設施。一所設備落後的官津學校，可能連一個標準的運動場都沒有；而一所財大氣粗的直資中學，卻可以擁有游泳池、網球場、劇院級的表演廳。這種資源上的「天上地下」，最終會反映在學生的學習環境和競爭力上。更令人憂慮的是，直資學校的這種「優勢」，往往會形成一種「馬太效應」——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名校的牌子越來越響，申請的學生越來越多，收取的學費也越來越高；而普通公營學校卻只能在資源匱乏的困境中掙扎求生。這種「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惡性循環，難道就是教育公平應有的樣貌嗎？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直資學校的發展歷程，會發現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曾經存在的一些主打「平民化」或「基層化」的直資學校，近年來正在逐漸消失或轉型。這個趨勢的背後，反映的是整個直資生態系統的結構性變化。早期參與直資計劃的學校中，不乏一些具有明確教育理想的辦學團體——他們或許是因為不滿傳統官津學校的僵化體制，或許是為了實踐某種創新的教育理念，才選擇加入直資陣營。然而，在市場機制的殘酷競爭下，這些「理想主義者」往往難以為繼。當家長們用腳投票、紛紛湧向那些所謂的「名校」時，那些規模較小、資源較少的「平民直資」學校很快就面臨招生困難、財政拮據的困境，最終只能選擇關門大吉或者轉回官津體制。
與此同時，一些原本並非走「精英路線」的直資學校，也在市場壓力下被迫「轉型」。它們開始加強英語教學、引入IB或AP等國際課程、舉辦更多的遊學團和課外活動——總之，努力向「高端」形象靠攏，以吸引更多願意付費的家長。這種「向上的同質化」趨勢，實際上正在侵蝕直資制度當初設計的「多元化」初衷。現如今的直資學校生態，幾乎已經成為了「優質精英教育」的代名詞，而那些曾經懷抱不同教育理想的學校，則只能在歷史的角落中漸漸被遺忘。這個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當教育被完全交給市場來決定時，會不會最終只剩下「有錢人的遊戲」，而那些「小眾」但同樣有價值的教育理念，卻因為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生存而慘遭淘汰？這種「市場失靈」的代價，難道不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警覺和重視嗎？
對於許多香港家庭而言，「教育改變命運」曾經是最堅定的信仰。在這座城市裡，無數父母省吃儉用、辛勤工作，就是為了讓下一代能夠透過讀書考試，翻身脫貧、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待，構成了香港社會一種強大的集體動力。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現實的數據，卻不得不承認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階層固化正在成為香港社會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統計數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入讀本地八大院校的比例，雖然在過去二十年有所提升，但與社會上低收入群體的總體人口比例相比，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差距在所謂的「優質教育」領域——例如直資學校和著名國際學校——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這種「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在直資學校的招生數據中可見一斑。雖然直資學校普遍設有學費減免計劃（Fee Remission Scheme），提供一定名額給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但實際上成功申請並入讀的基層學生比例仍然偏低。這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學費減免往往只涵蓋基本的學費，而那些名目繁多的雜費、活動費、遊學團費等「隱性成本」，卻不在減免範圍之內；其次，基層家長往往對直資學校的入學程序和文化缺乏了解，存在著「不敢申請」或「不知道如何申請」的信息障礙；第三，即使成功入讀，基層學生在充滿「富裕同學」的校園環境中，也常常面臨著文化適應和社交融入的困難。一個來自公屋家庭的的孩子，第一次踏進每年學費十幾萬的直資中學時，面對的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壓力和文化衝擊？這種「走進另一個世界」的經歷，對於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而言，究竟是一種激勵還是一種傷害？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思考。
有人可能會說：直資學校的問題，與其糾結於「窮人」，不如關注一下被夾在中間的「中產階級」。這句話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忽略了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在當前的教育軍備競賽中，中產階級家長的焦慮和困境，其實並不比基層家庭輕鬆多少。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他們既沒有富裕家庭那樣的財力可以「全方位轟炸」，又不像基層家庭那樣可以完全「躺平」放棄競爭。他們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夾心」位置，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不得不咬緊牙關、節衣縮食，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子女的教育上。這種被形容為「中產階級囚徒困境」的現象，正在消耗著無數中產家庭的心力和資源。
讓我們具體看看這種「教育軍備競賽」是如何運作的。首先是學校的選擇：到底是讓孩子讀官津還是直資？讀「一條龍」還是「自行收生」？這些決定每一個都讓家長們焦頭爛額。其次是課外活動的安排：鋼琴、游泳、溜冰、網球，每一樣都要錢，每一樣都宣稱可以「培養氣質」、「提升競爭力」。第三是補習的壓力：到了中學階段，如果不參加「補習天王」的特訓班，似乎就已經輸在了升學的起跑線上。這種無處不在的競爭壓力，不僅壓垮了孩子，也壓垮了家長自己。曾經有一位中產媽媽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每個月的人工，三分之一給了房租，三分之一給了孩子的教育，剩下三分之一勉強維持生活。我已經忘記上一次買新衣服是什麼時候了。」這番話雖然有點誇張，但卻真實地反映了無數中產家庭的生活現狀。當整個社會都在為「教育內捲」而瘋狂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受害者。
說到直資學校的招生制度，就不能不提所謂的「世襲制」問題。這個在香港教育圈內備受爭議的話題，指的是在一些直資中學的自行收生階段中，兄姊在校或父母曾就讀該校的身份，可以為申請者帶來額外的加分甚至優先錄取的優勢。這種制度的設計初衷，或許是為了回饋那些對學校有「貢獻」的家庭，強化學校與校友之間的歸屬感和忠誠度。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這種「世襲制」卻逐漸演化為一種隱性的「階級複製」機制。那些能夠享受「世襲」優勢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上階層家庭——他們的父母有能力負擔昂貴的學費，他們的兄姊有機會就讀「名校」，他們從小就在這種「精英教育」的環境中成長。而基層家庭的子女，即使同樣優秀，卻因為沒有這種「家族傳統」，而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落後。當「拼爹」成為升學的隱性規則時，教育改變命運的神話，是否已經開始走向破滅？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國際舞臺，會發現「教育市場化」帶來的公平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在地球的另一端，瑞典和智利這兩個曾經大力推行類似改革的國家，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前車之鑑。瑞典的學券制改革始於1990年代，當時的政府希望通過引入市場競爭來提升教育質量。然而，幾十年過去後的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瑞典的學生成績在國際評估（PISA）中的排名持續下滑，城鄉差距和階級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更加諷刺的是，那些原本應該從市場競爭中受益的「弱勢群體」，實際上獲得的教育服務反而質量下降了。這個案例生動地說明：市場機制並不是萬能的，當它被簡單地應用於教育領域時，可能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
智利的教育改革則是另一個更加極端的版本。早在1980年代，皮諾切特軍政府就在智利推行了全面的教育市場化改革，允許私立學校收取學費，並由政府向貧困學生發放教育券。這個當時被新自由主義者吹捧為「典範」的教育模式，結果卻製造了驚人的不平等。智利成為了OECD成員國中教育不平等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子女之間的學業成就差距，簡直觸目驚心。這個教訓告訴我們：當教育的「市場化」與社會原本就存在的階級不平等相結合時，只會讓不平等變得更加根深蒂固。近年來，智利民間已經開始了反思和修正的浪潮，甚至有聲音呼籲「恢復教育的公共性質」。這些國際經驗，難道不應該引起香港社會的警醒嗎？我們是否還要繼續在這條充滿陷阱的道路上蒙眼狂奔？
要深入探討教育公平這個議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數據和政策的層面，還需要借助哲學的視角來進行更加根本的反思。在這個領域，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無疑是我們最有力的分析工具。羅爾斯在其經典著作《正義論》中提出：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原則下設計出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會處於什麼位置——是富人還是窮人、是天才還是普通人、是精英還是草根——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羅爾斯認為，在這種「無知」的情況下，理性的人一定會選擇一個「最大程度地惠及最弱勢群體」的制度，這就是他所說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把羅爾斯的理論應用於香港教育制度的分析，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出生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可能是千萬富翁的兒子，也可能是靠綜援過活的家庭的子女——我們會希望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教育制度？我們會希望教育資源按照父母的財富來分配，讓富裕家庭的孩子壟斷最優質的教育，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只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嗎？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不」。因為我們都知道，一旦接受了這種「不公平的正義」，就等於是為社會的階級固化打開了大門，也等於是承認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孩子會打洞」這種反動觀念。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告訴我們：社會中的不平等安排，只有在它們能夠讓最弱勢的群體也獲得實際利益時，才是正義的。應用到教育領域，這意味著：任何教育制度的設計，都應該確保即使是最貧困、最弱勢的家庭的孩子，也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機會。香港當前的直資學校制度，顯然與這一原則存在相當的差距。
說完了抽象的哲學原則，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更具體的社會爭議：在香港的教育體系中，「菁英教育」與「社會共融」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它涉及到兩種看似相互矛盾但又各自合理的價值觀。一方面，培養優秀人才對於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需要醫生、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這些專業人才 的培養離不開優質的教育資源。另一方面，如果「菁英教育」變成了只為富裕階層服務的「貴族教育」，如果社會上升的通道被少數人壟斷，那麼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都會受到嚴重的阻礙。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條既培養人才又促進公平的「中間道路」？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困難。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人才是不分階層的。一個來自公屋家庭的孩子，可能同樣具有驚人的數學天賦；一個領取綜援的學生，可能擁有成為出色音樂家的潛力。問題在於，我們的制度是否給予了這些「隱藏的人才」被發現和培養的機會？如果優質的教育資源只向富裕家庭敞開大門，那麼這些來自基層的天才，往往就會被埋沒，這不僅是個人和家庭 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其次，我們需要反思所謂「菁英教育」的內涵。如果它的意思是用更多的金錢堆砌出更多的「考試機器」，那麼這種「菁英」不要也罷；但如果它的意思是用更好的資源培養更具創造力和社會責任感的下一代，那麼這種「菁英」無疑是社會所需要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才能夠讓「菁英教育」與「社會共融」並行不悖，而不是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
讓我們把鏡頭拉遠，看看世界各地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處理方式。北歐國家普遍實行「強公立、弱私立」的教育模式，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確保所有學校——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都能達到較高的平均質量，這樣就極大地淡化了「名校」與「普通學校」之間的鴻溝。芬蘭的經驗尤其值得借鑒：這個北歐小國在PISA評估中名列前茅，卻沒有設置什麼「重點中學」或「名校」，所有的孩子都在相對平等的環境中成長。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香港：我們在各色「名校」的光環下，制造了森嚴的等級體系，讓無數孩子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被貼上了標籤。這種教育制度，或許能夠培養出一些「考試高手」，但它對於社會整體的健康發展，究竟是福還是禍？
既然已經診斷出了問題，下一步當然是要思考解決方案。在我看來，要改善香港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首先需要從現有的學費減免和獎學金制度著手。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直資學校設有所謂的「Fee Remission Scheme」（學費減免計劃），承諾提供一定名額給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然而，這個制度的執行效果，卻遠遠達不到其設計目標。問題出在哪裡呢？第一，減免的名額往往僧多粥少，競爭激烈，能夠成功獲得減免的學生只是少數幸運兒；第二，減免的範圍僅限於學費，而那些名目繁多的「隱性收費」——例如留位費、設備費、活動費、遊學團費——往往不在減免之列，這就造成了「讀得起但玩不起」的尷尬局面；第三，申請程序繁瑣複雜，需要提交大量的證明文件，對於教育水平不高或不熟悉行政程序的基層家長而言，簡直就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多個層面著手。首先，政府應該大幅增加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額度和名額，確保每一個符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子女都能夠真正「零負擔」入讀直資學校。其次，應該把減免的範圍擴大到所有與教育相關的費用，包括雜費、活動費、書簿費、甚至交通費，讓基層學生不會因為「隱性成本」而被排斥在外。第三，應該簡化申請程序，推行「一站式」服務，甚至可以考慮主動出擊——利用政府的社會福利數據，主動識別符合資格的家庭並發出邀請，而不是坐等家長自己上門申請。第四，可以借鑒國際經驗，設立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金項目，資助那些有才華但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僅僅是覆蓋學費，還包括他們的課外活動、遊學、升學輔導等各方面支出。總之，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每一個孩子——無論其家庭的經濟狀況如何——都能夠平等地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這不僅是社會公平的應有之義，更是對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
說完了直資學校的改革，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方向：如何提升公營教育系統的整體質量，減少家長們「被迫」追逐直資學校的現象。說到底，家長們之所以對直資學校趨之若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公營教育的不信任。如果所有的公營學校都能夠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如果所有的學校都能夠做到「各有特色、百花齊放」，那麼家長們又何必非要花大價錢去擠直資的「獨木橋」呢？這個道理雖然簡單，但做起來卻需要系統性的規劃和長期的投入。首先，政府應該大幅增加對公營學校——特別是那些位於基層社區的學校的資源投入，確保它們在硬件設施、師資水平、課程設置等方面都能夠達到較高的標準。
具體而言，政府可以考慮設立「優先發展學校計劃」（Priority School Development Scheme），專門資助那些地處偏遠、資源匱乏的公營學校，幫助它們購置先進的教學設備、聘請優秀的教師、開辦創新的課程。同時，可以通過「教師激勵計劃」，鼓勵優秀的年輕教師到基層學校任教，而不是都往「名校」裡擠。除此之外，還可以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來拉近教育差距。近年來，網上教學平臺、人工智能輔助學習工具、虛擬實境課堂等「EdTech」產品正在迅速發展，這些新技術的普及，或許可以成為打破教育資源壟斷的利器。一個偏遠鄉村小學的學生，通過網絡平臺同樣可以接收到最優質的教學內容；一個來自基層家庭的孩子，通過免費的在線課程，同樣可以學習編程、鋼琴或英語。這種「科技賦能」的可能性，難道不值得我們大力探索和推廣嗎？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把討論提升到一個更加抽象、更加本質的層面。教育究竟是什麼？它難道就只是分數和排名的較量嗎？它難道就只是進入名校的敲門磚嗎？如果我們的教育制度，把所有的孩子都培養成為了考試而考的「考試機器」，把所有的家長都逼迫成為了「名校」而焦慮不堪的「軍備競賽參賽者」，那麼這種教育的意義究竟何在？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要回到教育的本質上去尋找。教育，從根本上來說，應該是幫助每一個人——無論其天賦和背景如何——都能夠發掘自己的潛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成為更好的自己。這種「全人教育」的理念，或許聽起來有點老生常談，但它確實是教育最核心、最本質的價值所在。
當前香港教育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這種「分數至上」的功利主義心態，已經嚴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意義。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考試最重要、分數最要緊」的觀念他們的課餘時間被補習和應試訓練塞得滿滿當當，他們的創造力和好奇心在無休止的考試操練中漸漸磨滅，他們逐漸忘記了學習本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這種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但香港的競爭壓力無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要扭轉這種趨勢，需要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學校、家長、學生——共同覺醒，共同反思：我們究竟想要什麼樣的教育？我們究竟想把孩子培養成為什麼樣的人？只有在這個根本問題上達成共識，我們才能夠真正擺脫「分數崇拜」的魔咒，讓教育回歸其本質。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老的教育格言：「有教無類」。這四個字出自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之口，意思是說：教育的對象不應該分貴賤賢愚，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句話穿越了漫長的歷史時空，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培訓，更是一種社會契約的體現。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從教育中獲益；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當我們的教育制度——無論是直資學校、學券制，還是其他什麼創新安排——偏離了「有教無類」的初心，當它開始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優質教育的大門之外時，這個制度就已經背離了其最根本的道德基礎。
因此，我呼籲：讓我們一起努力，重建香港教育的「道德契約」。這個契約的核心內容應該是：無論一個孩子的家庭背景如何、無論他們的父母有多少錢，這個孩子都有權利接受優質的教育。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政府拿出更大的決心和資源，需要學校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需要家長放下過度的焦慮，需要整個社會轉變對教育的錯誤認知。這條路或許漫長而艱辛，但卻是我們必須走的路。因為教育的公平，關乎的不僅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福祉，更是這個社會未來的命運。當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在教育的陽光下茁壯成長，這座城市才會有真正的希望；當每一個年輕的生命都能夠通過教育實現自己的潛能，這個社會才能夠持續進步。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有教無類」的理想不再只是口號，而是每一個香港孩子都能夠感受到的溫暖現實。
直資學校（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是香港的一種特殊學校類型，它們接受政府按學生人數發放的津貼，但同時可以收取學費，並在課程設計和收生方式上享有較大的自主權。目前全港約有八十多間直資中小學，它們的學費差異很大，從每年數萬港元到數十萬港元不等。直資學校的出現，最初是為了促進教育多元化，但時至今日，它們往往被視為「貴族學校」的代名詞。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三個方面：第一是學費——官津學校免費入讀，而直資學校收取學費；第二是收生方式——官津學校通過統一派位分配學生，而直資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收生標準；第三是課程靈活性——直資學校在課程設計、教材選擇、活動安排等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可以提供IB、AP等國際課程。總的來說，直資學校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性和靈活性，但這種「自由」的代價往往需要家長用金錢來交換。
香港的學券制主要應用於學前教育階段。符合資格的學前兒童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教育券，家長使用教育券支付幼兒園的部分學費。這種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錢隨人走」的市場機制，激發幼兒園之間的競爭，從而提升整體教育質量。然而，批評者指出，學券面值往往跟不上通脹，而且基層家長由於信息不對稱，很難真正享受到「選擇權」帶來的好處。
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支持者認為，直資學校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選擇，滿足了不同家庭的需求；批評者則指出，高昂的學費設置了經濟門檻，使得優質教育成為了富裕家庭的專屬權利。此外，直資學校獲得的政府津貼加上學費收入，形成了一種「雙重補貼」效應，使得資源進一步向富裕家庭傾斜，這與教育公平的原則存在矛盾。
雖然直資學校設有學費減免計劃（Fee Remission Scheme），但基層家庭要成功申請並入讀直資學校面臨諸多障礙。首先，減免名額有限，競爭激烈；其次，減免範圍通常只涵蓋學費，而雜費、活動費、遊學團費等隱性成本不在減免之列；第三，申請程序複雜，需要大量的文件和時間投入。因此，實際上能夠成功入讀直資學校的基層學生比例相當低。
「世襲制」指的是在一些直資中學的自行收生階段，兄姊在校就讀或父母曾經就讀該校的身份，可以為申請者帶來額外的加分或優先錄取優勢。這種制度設計雖然強化了學校與校友之間的聯繫，但也製造了隱性的階級複製機制，讓富裕家庭的子女更容易獲得優質教育資源，被批評為「拼爹」文化的體現。
學券制或類似市場化教育改革在多個國家都有實施。美國部分州份長期實行學券制，允許學生選擇私立學校就讀；智利的教育改革最為徹底和激進，但卻製造了驚人的教育不平等；瑞典在1990年代引入學券制後，雖然短期內提升了一些效率指標，但長期來看卻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和差距的擴大。這些國際經驗都表明，教育市場化並非萬能，需要謹慎設計和配套措施。
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特別是「差異原則」，為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的哲學框架。羅爾斯認為，社會中的不平等安排，只有在能夠讓最弱勢的群體也獲得實際利益時，才是正義的。應用於教育領域，這意味著任何教育制度設計，都應該確保即使是最貧困、最弱勢的家庭的孩子，也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機會。顯然，當前香港的直資學校制度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改善的方向可以包括：大幅增加直資學校學費減免的名額和範圍，確保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真正受益；加大對公營學校的資源投入，特別是位於基層社區的學校；利用科技手段（如EdTech）拉近城鄉和階層之間的教育差距；改革招生制度，減少「世襲制」等隱性特權因素的影響。這些措施需要政府、學校、家長和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當優質教育變成一種昂貴的商品時，財富而非天賦和努力就會成為決定學業成就的關鍵因素。這會導致富裕家庭的子女壟斷優質教育資源，而貧困家庭的子女則被排斥在外，從而形成「龍生龍、鳳生鳳」的階級固化。國際經驗（如智利和瑞典）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教育的本質應該是促進社會流動，而不是鞏固既有的階級結構。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以下權威機構的資料和研究成果：
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直資學校政策》及《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報告》（https://www.edb.gov.hk）
2.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及相關統計數據（https://www.hkeaa.edu.hk）
3.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本地學生入學統計》及《資助院校學生人口特徵報告》（https://www.ugc.edu.hk）
4.羅爾斯（Rawls, J.）：《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用於哲學框架分析
5.佛里德曼（Friedman, M.）：《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用於學券制理論基礎
6.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政策研究報告》及《教育公平專題論文》（https://www.eduhk.hk）
7.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育資源分配研究報告》
8.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教育公平報告》（Equity in Education: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Social Mobility, 2023）
9.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全球教育不平等研究》
10.智利教育部：《教育改革的經驗與教訓》（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le）
11.瑞典教育部：《瑞典教育體系改革評估報告》（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12.團結香港基金：《香港教育政策建議報告》（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
聲明：本文僅供學術探討與政策討論之用，並不代表任何特定立場。文中涉及的數據和觀點均基於公開資料整理，歡迎讀者進一步查證和討論。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